长期以来,至少在哲学界,我们已经习惯把马克思的卓越工作与政治经济学批判联系起来,而不再只是把《资本论》当做一部经济学著作来分析。但是,一般来说我们是更多地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联系起来。这当然是因为在伦敦时期,马克思大量地阅读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并在《资本论》中对经典作家的著作大量的引用的结果。相比而言,他的另一位哲学上的导师,黑格尔反而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成了他所批判的对象。但是,很多材料显示,黑格尔并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相反,他对法国大革命非常同情,他对当时的基督教也充满了批判意识。他的《精神现象学》更是表明了作为理性主体的人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发展自己的理性不断追求真理,实现自由,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与人相互隔离,异化的现象。这与后来马克思毕生追求的人类解放何其相近。青年马克思通过甘斯在柏林大学的讲座间接地与黑格尔发生了联系,而甘斯则是一个激进的黑格尔学者。我们因此有一定的理由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受到黑格尔的影响。从黑格尔早期的著作来看,黑格尔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例如亚当斯密的著作是很了解的。事实上,不仅如此,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edrich List)和黑格尔还是好朋友。两人的观点也比较相似,黑格尔与李斯特相似,发展出了一种与亚当斯密对立的,以国家干预为特征的政治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的位置来看,它被包括在市民社会之下。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必须起到满足人的自然需要的目的,另一方面来看,政治经济学必须消除由斯密的自由主义带来的现实社会中人与人相隔离,原子个人化的趋势。这就要求个人利益必须让位于更高的“国家利益”。黑格尔以人与人之间相互“承认”为基础建立起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承认”原则取代了自然法成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劳动,所有权以及国家等概念在其体系中拥有了与古典政治经济学迥然不同的含义。因此,黑格尔的理论构成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传统政治经济学里,个人与国家之间是对立的。因为国家不过是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工具。个人放弃自己的权利进入国家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国家对个人来说同样是作为工具而存在。这使得个人与国家表现为分裂,疏离。这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描述的基本状况。对待同样的情况,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解决方法完全不同,在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之后,黑格尔寻求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恢复人的伦理生活,而马克思则认为这种疏离,异化是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固有矛盾,植根于私有财产权,因此无法重建,只能走向革命,扬弃私有财产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