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文明发展伴随着与自然环境互动的过程，从人类产生，便有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人类创造的灿烂文明，也总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文明的生态史观就是一种主张从地理环境的生态结构出发，运用生态学的相关理论来研究以及解释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的观点。当然，笔者并非环境决定论者，而是认为在人类文明早期的发展中，自然环境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世界文明的坐标也因世界环境坐标的绘出而确定。文明的兴起通常被认为有两个根源，其一便是发源于亚洲腹地草原地带的游牧文化。这片地域辽阔的草原自然环境异常恶劣，也因此塑造了草原民族独特的个性与文化。华夏中原文化则形成于平原地区以种植业为主的农耕区，这种农业经济决定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价值观念、思维特点。总之这片缺雨干燥地区使草原民族的生活与中原的拥挤生活大为异同。当农民们辛苦地劳作换来了物质文明逐步发展的同时，生活在农耕区边界的游牧民族却利用机动式的游移速度侵扰劫掠。双方实力的此消彼长导致长城以外边疆地区的华夷关系出现拉锯状态。为了保证边境地带不至遭受游牧民族的侵扰，秦始皇筑起万里长城，隔开了农耕地区的中国和游牧“夷狄”民族。此后，民族间的战争大幅减少，进入和平贸易的阶段，曾是文明冲突标志物的长城成为民族交流融合的平台。可见，对于野蛮的征服者来说，战争可以说是另一种极端形式的交往。至大汉时期，汉朝与匈奴几十年的战争固然给双方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文化、经济上的往来也由此日益频繁，丝绸之路的开通更是掀起了中西文化交往的大幕。或难违“盛极而衰”的脉动规律，有宋一代一直处于“防御”游牧的狼狈境地。宋人陶醉于先进的精神文化之中，文化自满让其全然忘却了体内的衰落及所致的迟缓。而在中华民族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绝非完全自我禁锢。它以各种方式与周边的民族交流、融合，不断地吸收着各方营养、加注新的血液。早在华夏一族的原初阶段便开始了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往，在长时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农耕汉族与周边异族互相吸收对方的文化内容，使农耕汉族的范围不断地扩大。至魏晋南北朝，民族文化的融合进入了鼎盛时期。来自北方的草原游牧民族打破了与华夏农耕的文化生态环境的疆域线，进入了与汉文化相适应的生态环境。胡人统治者大力推广儒学，从而使胡文化发生质的变化。魏孝文帝施行的一系列汉化改革促使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有序整合。当然，胡文化在接纳与吸收汉文化的过程中，也据其固有因质对中原汉文化进行刺激、改造。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非汉族统治的朝代--元朝，其世界性、多民族性、多元性，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此时，少数民族的汉化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升华，但短命王朝的事实让人不得不承认其深层依旧掩藏着草原游牧文化与汉文化的冲突。而至清代，民族间文化融合达到了最高潮。而满清王朝之所以能被称为外族统治中国的最成功案例，其根本原因便是他们能够最为适度地兼容他者文化与本我文化，在吸收以儒家思想为底蕴的中国传统文化时表现得更为精到高明。纵观历史，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数千年以来的交往，虽然常常带来的是流血死亡、文明破坏，但同样伴随着交互学习，共同进步。游牧民族“让沉静迟暮的中原大国经历了一系列动荡不安的异邦征服”，(费正清)同时也令华夏中原收获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