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本意通常是固定的、亲情聚合的场所。但随着时代变迁,文化碰撞的影响、流动性的增加,家,不仅仅只有固定的唯一的形态,而呈现出纷呈的状态。在澳大利亚戏剧的发展中,家的概念一直贯穿于各个时期的戏剧创作当中,从殖民地时期对英国及欧洲戏剧的引进和上演中对母国故土的思念,到扎根本土的丛林汉戏剧对丛林的依托,再到新浪潮时期更加全面和成熟的都市戏剧,弥漫于当代澳大利亚戏剧字里行间的对归属感的探求都离不开一个对家的概念的发展与深化。家可以是固定的物理空间,也可能是族群的心理维系,更可能是延申至个人对在广阔宇宙中的生存定位和追问。家是女性主义观察和挑战的着眼点,也是族裔探讨的跟进,也是全球化中对个人与世界互动的节点。因此,由家这个有关归属感的概念引申出的种种正是澳大利亚文化建构在戏剧中突出的表征形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无论从国家概念、社会种族构成、民族政策、国际联盟等等方面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概念更迭,21世纪初,美国的911事件所带来的西方文化建构巨大裂变对澳大利亚的深刻影响,都使得澳大利亚戏剧在对家的探讨中呈现出独特的本土化的特质。本论文中的本土化的提法源于霍米巴巴在对后殖民的观察中提出的本土化世界主义的提法。他强调了孕育在后殖民主义中的一种本土化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源于边缘文化,充满本土化,指向的是一种理想的自主精神。斯奈娅(Sneja Gunew)在对澳大利亚后多元文化写作的观察中也提出了一种基于本土化的世界主义,这种本土化突出的是全球本土化背景下的边缘题材。因此,这种基于全球文化互动与杂糅不断加深的背景下的对地区文化的观察是世界主义具化的一个重要呈现。本土化看似与世界主义的处处为家的概念相悖,但实际是对其中的普世概念在时代与空间维度中具体化的升华。在澳大利亚语境中,在经历了20世纪后半页欧洲影响的式微及21世纪初美国911事件及其后的反恐战争的尴尬及从中凸显出的美国式民主的矛盾,澳大利亚的文化身份建构逐渐从联邦初期对欧洲模式的移植和20世纪对美国的追随转变为基于多态融合的批判性的本土化建构。本论文在对澳大利亚戏剧中的家的形态的考察中发现,这种本土化是其不稳的空间、多种族的动态融合以及对人性、世界的与西方文化的断层与重构的交互的表现。这种交互的存在也辅助着澳大利亚文化身份的建构。不稳的空间作为澳大利亚文化的基本出发点,不仅包括地理的、物理的空间,也包括心理的空间,集中体现在空的中心对民族心理和文化构成的影响。殖民地时期与自然、恶劣生存环境的共存造就了澳大利亚地方、地理空间对民族心理和文化构成极其重要的作用,即使到了今天,澳大利亚独特的地理结构、空的中心也都环绕着整个民族文化的构成。而由此产生的多民族融合的动态变迁的中各种表征,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突出地表现在对土著性和亚洲化的观察与阐释中,这些观察与阐释引发的后殖民主义批判形成澳大利亚本身的特点,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碰撞、矛盾及融合带来的是归属感的不断协调与重构,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澳大利亚文化身份使得其早已区别于其他英语国家,澳大利亚文化中的融合和开放的特质又不仅仅只是后殖民的,更多的是对世界及群体归属的考量。澳大利亚文化的反叛与独立精神,使得他们在批判和诠释方面独立于英美,充满了浓厚的政治性。9/11后的西方文化重构促使澳大利亚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定位,从对美国模式的跟随逐渐转向批判、质疑与基于全球本土化的自我建构。这种批判不仅体现在民众对以美国为首的反恐战争的反对,还有的是澳大利亚对当今世界的关照,其中有焦虑、困惑,也有恐惧,但最终都归化为对人性的关切。所有这些因素都成为其动态的身份建构中的重要环节和自身文化特点的集中体现。从统一、同一转别为多元、多样,反思欧洲文化的移植、对土著性重新挖掘、以及基于地缘因素上的亚洲化的投射,这些碰撞与交融是对归属感探寻的进一步升华,她不再是满目贫瘠的流放地,也非英国的附属,更不是美国式的多元文化大熔炉。同时,澳大利亚戏剧中的这种本土化的家的形态具有鲜明的世界主义特征,关乎主体、文化和跨界的动态联结。在这种本土化的动态中,人是独立的、单一的主体,具有独特的空间性。主体与空间的交融不仅是跨界的起始点,也是世界主义中主体性、自我意识与民族国家概念的审视基点。在此基础上,作为一种变动常态的文化,不断选择、修正和重塑。去除排他性的文化边界和身份的固定,重新审视差异,将差异当作机会而非问题去对待。作为一种思维结构的世界主义承认他性,将他者视为既平等又相异的伙伴来对待,差异一体化使得跨界成为可能。界线不仅仅只是固定的脊线,更是在空间和意识上的流动。当界线超越了任何物理的或者可见的分割线时,空间在其自身权限当中,形成界线的范畴或是空间的斡旋。界线的形成和变动与移动性密切相关。缓慢、静止、等待、暂停看似消积,却与更广阔的感官触动相联。跨界与移动提出的是归属与联结的问题。其综合功能包括文化的、政体的、语言的等等,这些元素都是差异的放大。界线的核心意义是一个提供进入新的联结的端口,是促成世界主义体验的连接性,鼓励与他者的接触和与差异的协调。无论是被迫的流放或是自我选择的流浪,地方的、民族的性格溶于游历者的感知,基于移动性、短暂性和差异性。世界主义主体并不只是在两种文化间徘徊,而是在其中坚定地实践。这种主体具有文化二元性,能够在两个或者更多的并行的文化系统中处于平等并保持批判的距离,在其中实践,并不以牺牲任何一个文化为代价。在主体的自我生成中达到跨界、流动的繁荣。本论文选取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剧作加以考察,集中于其中对于本土化的家的概念的表征,认为这种表征是世界主义的阐述。这种阐述经历了跨界、流动和开放性的过程,涵盖了集体记忆,最终指向人类共同体的展望。从空间、族裔与世界关联中分析这种表征的世界主义内涵。选取的剧作分别是:奥尔玛·德·格瑞恩(Alma De Groen)的《中国之河》(The Rivers of China)(1987),詹妮·坎普(Jenny Kemp)的《依旧安吉拉》(Still Angela)(2002),路易·诺拉(Louis Nowra)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1985),简·哈里森(Jane Harrison)的《被偷走的孩子》(Stolen)(1993),约翰·罗梅里奥(John Romeril)的《田中小姐》(Miss Tanaka)(2001)以及斯蒂芬·西维尔的《纳粹德国和当代美国的神话、宣传和灾难:一出三十幕的戏剧》(Myth,Propaganda and Disaster in Nazi Germany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A Drama in 30 Scenes)(2003)。当代澳大利亚戏剧人才辈出,本论文选取的这些剧作家不仅仅是澳大利亚戏剧各大奖项的获得者,还因为他们的作品创作总体具有各自年代的代表性。奥尔玛·德·格瑞恩是一位旅居海外的澳大利亚剧作家,她的不拘一格的戏剧形式是她区别于他人的重要特征。她的作品大多数以女性角色为主,用不断跨界的戏剧空间演绎平等、自由的主题,这正是20世纪80年代的戏剧创作的主题。詹妮·坎普作为一个身兼导演之职的剧作家擅长将角色心理与现实糅合,从中激发出的对空间的投射常常超出民族、国家的界线。路易·诺拉是一位独到的人性观察者,他的作品往往从细腻的人物扩展到民族文化的溯源,他们的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头十年的戏剧创作中对民族、国家的探讨中具有典型特点。而斯蒂芬·西维尔则是一位极具反叛精神的剧作家,他的剧作大多数是政治剧,并常常放眼海外,批判角度独特,作为一位在“新浪潮”中成长,在新千年后成熟的剧作家,他的剧作是澳大利亚剧坛中具有世界性的政治剧创作的代表。简·哈里森在对土著问题的观察和探讨上直接、精准,她的笔下的土著人物通常直接来源于生活,并且她的着眼点并不只局限于土著的过去,更多的是对未来身份构建的观察和展望,这使得她成为这一时期土著戏剧创作中特点鲜明的佼佼者。约翰·罗梅里奥作为“新浪潮”的元老级人物,其在新千年后关注点基本是在澳大利亚的亚洲化上,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是对澳大利亚文化中新问题、新构成的基于本土化的观察和探讨,他的作品具有相当独立的澳大利亚视角。因此,通过考察他们的代表作品,对于本论文的主题探讨能够涵盖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戏剧创作的特点。具体而言,奥尔玛·德·格瑞恩的《中国之河》通过并列的时间进程,将真实与虚构杂糅,共时与多重并置,形成独特的戏剧空间的流变,在不断的“跨界”中提出所属性和连接性的问题,其所论证的“游牧式世界主义”将家的本土化体现在对空间、时间的超越中。詹妮·坎普的《依旧安吉拉》探讨了流动性中的归属,通过写实与心理表现出地理的空间与民族心理的无中心的焦虑。在主人公身上所展现的分裂的主体性切合了异质空间的整合,通过流动的呈现以及影像空间的拓展,探讨了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世界主义的自我构成。简·哈里森的《被偷走的孩子》通过批判“遗忘的文化”,抨击了澳大利亚历史中旨在“洗白”原住民的“同化政策”对土著的隔离和血统改造的荒谬。剧中对家的向往不仅仅是破碎家庭的团聚,更是对土著性的回归和重审,剧作对文化融合的探讨不仅是对不妥协的抗争的肯定,也是对土著文化未来走向的展望,充分体现了文化开放性的特点。约翰·罗梅里奥的《田中小姐》充分运用了日本戏剧美学中的纸偶、意象象征等技巧,展现了在澳大利亚这个多元民族的社会中,亚洲文化与以盎格鲁撒克逊为代表的欧洲文化之间的冲突。剧作不再遵循亚洲固有刻板形象,而是承认差异,融合多元,在对家的回归的体认中,将独具澳大利亚属性的文化多元性巧妙地融合于主人公对美好世界的诉求。路易·诺拉的《黄金时代》突出了离散文学中融合的障碍。通过纵向上的并置,诺拉将原始与文明的文化状态形成对比,探讨了文化双元性的问题。而在剧终主人公回归丛林既隐喻着美好世界的重新开始,也是对澳大利亚属性中丛林文化的世界主义角度的阐释。斯蒂芬·西维尔的《纳粹德国和当代美国的神话、宣传和灾难:一出三十幕的戏剧》背景设定在911之后的美国,用神秘的剧情和荒诞的形式,折射出现代社会的无世界性和隔离状态的困境,西维尔用他的世界题材戏剧探讨了世界作为一个共同体,在面对理性的缺失中,所要承担起的共同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