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研究主要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层面。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中观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产业集群系统的结构及其演进，微观层面的研究则主要关注集群企业的成长。在微观层面，已有研究表明网络化成长是集群企业成长的典型特征。基于文献回顾，本文把已有的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研究思路归纳为成本降低框架、知识溢出框架、集体学习框架以及跨区域资源整合框架等四种不同的范式，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解释了集群企业的特殊成长规律，推动了微观层面的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研究。以上四个研究框架下的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研究都假设集群企业拥有无差异的外部环境和同质性的内部能力，认为集群企业的网络模式是外生于企业自身决策的无差异网络，集群企业通过网络可以获得的网络资源是集群共享性资源。据此，本文把这些研究称为基于同质性假设的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研究。但是，在演化的力量下，不同的集群企业面临着差异化的利基市场，拥有着异质性的内部能力，依托着差异化的网络模式实现企业成长。于是一些学者开始从匹配视角分析集群企业外部环境的差异性与内部能力的异质性对企业网络化成长的影响，开辟了基于异质性假设的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研究的新视角。但总的来说，相关研究相对较少，研究的系统性还有待提高。借鉴企业网络理论对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的研究成果，本文从匹配视角分析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与内部能力状态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影响，认为环境不确定性是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权变因素，内部能力状态是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驱动因素，进而构建了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外部环境特征—企业网络模式—内部能力状态”综合匹配机制模型，并结合对浙江省集群企业进行的三次集中性的实地访谈经验，进一步优化了论文的概念模型，设计了论文的调查问卷。随后对浙江省海宁皮革产业集群、慈溪小家电产业集群、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绍兴轻纺产业集群、永康小五金产业集群中的300家企业进行大规模问卷调查，获得196份有效问卷。对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采用因子分析、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等多种方法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综合匹配机制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以下4个方面的主要结论。(1)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起到权变作用。集群企业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会形成差异化的外部环境。在不同的环境不确定性条件下，集群企业需要构建不同的网络模式获得相应的网络资源来促进企业成长，从而作为权变因素影响了企业网络化成长。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和分组回归分析的实证研究表明，环境不确定性对集群企业“网络特征—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具体来说，在低不确定性样本组中，关系强度、网络范围和地理开放性均对企业成长产生显著正的影响；在高不确定性样本组，关系强度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正的影响，而网络范围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负的影响。这一实证结果反映了浙江集群企业内部能力较弱的典型特点。(2)企业内部能力状态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起到驱动作用。集群企业在演化过程中会形成异质性的内部能力。特定的网络模式为企业成长提供了特定的网络资源，而集群企业只有具备特定的内部能力状态才能够有效驱动特定的网络资源以实现企业成长。根据能力动态性，本文将集群内部能力分为吸收能力和制造能力。基于方差分析和交互分析方法的实证研究表明，集群企业内部能力状态与网络模式的有效匹配促进了企业成长。具体来说，在低不确定性样本组中，集群企业的制造能力与关系强度的交互项以及制造能力与网络范围的交互项均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负的影响。在高不确定性样本组中，集群企业吸收能力与网络范围的交互项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正的影响。这一实证结果表明集群企业特定的内部能力状态是驱动特定网络模式以实现企业成长的内部保证。(3)“外部环境特征—企业网络模式—内部能力状态”综合匹配是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的核心。“外部环境特征—企业网络模式—内部能力状态”综合匹配机制实证研究表明，一方面，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权变作用取决于内部能力状态。例如，在低不确定性样本组中，随着制造能力的提升，集群企业关系强度和网络范围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从正变为负；在高不确定性样本组中，随着吸收能力的提升，集群企业网络范围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从负变为正。另一方面，内部能力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驱动作用取决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特征。例如，在低不确定性样本组中，集群企业制造能力与网络特征的交互项显著影响了企业成长；在高不确定性样本组中，集群企业吸收能力与网络特征的交互项显著影响了企业成长。这表明“外部环境特征—企业网络模式—内部能力状态”的综合匹配是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的核心。(4)综合匹配机制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表明浙江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存在四种典型模式。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和笔者对浙江集群企业的观察，本文识别出了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四种典型模式。具体来说，在低不确定性环境中，制造能力的不足使得集群企业依赖以较高的关系强度、较大网络范围以及较高地理开放性为特征的网络模式实现基于量的扩张的成长，即模式Ⅰ；随着制造能力的提高，集群企业拥有的以较低关系强度与较小网络范围为特征的网络模式促进了企业成长，即模式Ⅱ，这表明集群企业开始以互惠的方式融入到更高层次的网络之中，进而实现基于质的提升的成长。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中，吸收能力的相对较弱使得集群企业拥有的以较高关系强度与较小网络范围为特征的网络模式促进了企业成长，这一结论体现了集群企业在应对较高环境不确定性时所采用的基于模仿的跟随策略，即模式Ⅲ；而随着吸收能力的提升，集群企业拥有的以较大网络范围为特征的网络模式促进了企业成长，即模式Ⅳ，这一模式表明集群企业开始从基于模仿的跟随战略转向基于自主创新的先行战略以应对环境的变动。与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相比，本研究的创新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构建了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综合匹配机制模型。基于同质性假设，以往的研究得出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与之不同，基于异质性假设，本文认为集群企业外部环境的差异性与内部能力的异质性影响了集群企业的网络模式的选择决策。在借鉴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对浙江集群企业成长的观察，本文从匹配视角构建了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外部环境特征—企业网络模式—内部能力状态”综合匹配机制模型。这一研究推动了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理论研究的深入。(2)揭示了浙江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综合匹配机制。基于浙江省196家集群企业的实地调查数据，本文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综合匹配机制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部环境特征与内部能力状态共同决定了适合集群企业成长的网络模式。具体的匹配机制反映了浙江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大多数浙江集群企业的内部能力还相对较弱；二是大多数浙江集群企业对社会网络具有较高的依赖性。这一研究促进了我国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研究的发展。(3)识别了浙江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四种典型模式。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都表明，并不存在唯一最优的网络模式。基于综合匹配机制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本文识别出了浙江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四种典型模式。其中，模式Ⅰ和模式Ⅲ是两种传统的网络化成长模式，模式Ⅱ和模式Ⅳ则是未来集群企业升级的两个重要方向。这一研究对于集群企业根据自身所处的外部环境特征与内部能力状态构建相应的网络模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从而丰富了我国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模式研究的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