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诠秆学思想为指导，对汉语的“有”和英语的“HAVE”进行比较研究，并提出以当代诠释学理论为基础建立新的语言比较理论，以弥补传统的“第三对比项”(tertiumcomparationis)观点的不足。 按照“第三对比项”观点，两个事物A和B能够比较是由于它们具有某种共同的X。然而，A、B具有某种共同的X这一说法自身已经是通过A、B比较得出的结论。这种逻辑上的循环论证使得“第三对比项”实际上无法保证比较基础的合理性。按照现象学一诠释学观点，比较的可能性根源于感性经验基础上的认同，即在取消主客对立的意向性结构中所发生的“本质直观”(Wesensanschauung)。因此，抓住对事物的原初感性经验，即诠释学理论中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对于正确把握比较的基础至关重要。随着“前理解”的普遍发生，“视域融合”(Aorizon amalgamation)不断进行，“效果历史”(effective history)的重要性逐渐突显。可以说，历史性意识是诠释学方法的基本要求，也是诠释学比较能够超越某一假定元语言的强制性，从而深刻揭示比较对象异同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诠释学比较即是将“第三对比项”悬置后进行的现象学还原。 遵循这种方法，本文发现，“有”和“HAVE”虽然在表面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它们所基于的感性经验基础却有着深刻的不同。“有”的产生可以追溯到“牛”，古人以牛为大牲，遂从“牛”派生山“止”(“有”的最早形式)表示“富”、“多”和“存在”等含义。“存在”概念是“有”的中心概念。以手持肉的(?)(有)字是(?)的借音字(?)(又)的派生形式，不代表“有”的最基本含义。与此相反，英语的“HAVE”，以及其它西方语言中与“HAVE”类似的“HABEN”(德)、“AVOIR”(法)等，则源于表示“获取”、“占用”等概念的词语，并且自产生起便一直倾向于以此类概念来取代“存在”的概念。可以说，“HAVE”类词体现了一种以“.’.有”了一吃替“存在”的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有着深刻的哲学背景和文化渊源，可以从这些层面上做进一步阐释。但从人类语言的总体情况来看，“HAV毛”类词及其所代表的这种思想方法并不如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普遍，事实上它们属于绝对少数。 由于“存在”概念往往可以派生月_}一种时间上的“关联性”含义，表示某一事件对于参考时间的“存在”(即“关联”)，汉语的“有”和英语的“HAVE”(“HAVE”由于指向并取代“存在”从而获得“存在”的派生意义)都具有产生这一“关联性”含义的可能性。英语的“1无AVE”充分实现了这一可能性，通过变换与事件的具体关联情况相应的多种形式(llAVE十DONE旧EEN DolNG理0 DO等)，能够表达发生在参考时间过去、现在和将来等各个时间的事州与参考时间的关系。然而，汉语的“有”由于缺乏上述多种形式变换的帮助，难以表达某一确定的时间关联，因此没有获得与“HAVE”一样的时间性用法。个别方言虽有例外，但是由此产生的歧义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