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重大战略举措的实施为我国的中西部地区迎来了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的重要机遇。中部六省在承接来自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产业转移时，是否存在人才、技术的溢出和环境、污染的溢出？对于技术溢出或环境溢出而言，国际来源和国内来源的产业转移哪个表现得更为显著？中部六省应该如何承接这两方面来源的技术和环境的双溢出效应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基于此背景，分析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产业转移技术和环境双溢出效应对促进我国中部六省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的相关理论和文献进行了梳理，包括产业转移、产业转移的技术溢出、产业转移的空间溢出和空间计量学等方面的理论和研究。在此基础上，从增长水平和产业结构的角度分析中部六省的经济发展现状，研究发现2001-2014年期间中部地区的三次产业结构虽然有所变化，但是仍然维持为“二三一”产业结构水平。由于第二产业占比显著，所以从工业污染和污染治理的角度来反映中部地区的环境污染情况。转移规模增大、行业结构愈加合理、来源地和转移地多元化逐渐成为中部六省产业转移的发展趋势。接着，采用TFP增长指数和环境指数作为衡量中部六省技术溢出效应和环境溢出效应的核心变量，其中TFP增长指数选用DEA-Malmquist指数法进行测算，并经分解后发现，中部六省的TFP增长动力不是源于纯技术效率的推动，而是技术进步的结果。环境指数采用Levinson校正的污染减排指数方法进行测算，结果表明随着中部六省环境污染程度加深，相关部门的污染治理力度也在进一步加强。　　然后，本文对中部地区产业转移技术溢出效应和环境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构建传统计量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后发现，在技术溢出模型中，中部地区自身研发支出对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来自国内和国际的两方面产业转移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或表现为负向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技术进步投资存在一定的滞后期，主要转移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非技术密集型产业。在环境溢出效应模型中，省外境内投资和第二产业生产值的增加会导致环境指数的上升，说明二者加剧了地区的环境污染。地区人口数和外商直接投资抑制了地区环境指数的增加，人口基数的增加会带来更多的人进入服务业或农业从而淡化工业污染，而外资的引进通常具有更为严苛的国际排放标准。　　最后，结合中部六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实证研究结果以及转移规模、行业结构、来源地和转移地等具体现状，提出中部六省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应该强化环保政策导向，构筑地区绿色壁垒，不走“环境”换“速度”的老路，健全人才流动机制，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优化产业结构，促使产业转型升级，高效对接产业投资和产业转移，将生产和技术进行打包转移，促成产业链整体高质量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