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留日10年间，郭沫若形成了他的早期文学观，在异文化的风土中成为一名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文学巨匠——《女神》在五四新文学界奠定了地位。他早年和鲁迅一样由拯救国民于“体”到拯救国民于“心”弃医从文转变。他的思想内涵广泛涉及到来自西方的近代思想，大正时代的日本文化等。其中，日本和歌、俳句及自我小说等对他产生深深的影响。他又曾娶日本人为妻并养育五子，与日本有了不解之缘。 虽然有一些人在感情上至今仍不能原谅郭沫若在1937年夏抛弃日本妻儿逃离日本返回中国后与于立群另组家庭一事，而且不能理解文革初期他对自己所做的违心自我否定，但是他不屈的追求文学的精神值得我们尊重，他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二十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的文学群体存在。研究郭沫若文学是具有深远意义和价值的。 郭沫若留日10年，除了他本人自传性记述外，有事实考证性的论文并不太多，这种研究上的“重证据少论说”的空白与郭沫若这样一位文学大家的身份不太相配，关于这一课题对研究者们来说是存在一定困难，但是对此进行追踪郭沫若文学足迹是有一定价值的。从日本大正时代文化关系的视角对他的文学形成经纬进行考察又能有一些新的发现。 本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郭沫若早期诗学受西方文艺的启迪”。本章主要探讨郭沫若早期诗学的旧体诗创作方法构成了新诗的潜在因素。他是带着浓厚的中国古诗修养去接受外国文艺的。当时沉醉在五四精神中的郭沫若对中国社会的新生充满了希望，惠特曼提倡的思想解放、民主自由、浪漫主义、反抗旧传统的精神给他带来了启迪，被那种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使郭沫若打破旧诗的束缚，写出自我思想解放的诗歌。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否定一切传统、提倡个人主义、自我意识使郭沫若得以借鉴和启蒙，因此在《女神》中呈现了力量扩张、自我表现、个性解放的呐喊。抒情独白、内在感情的表达真挚、想象丰富、崇尚自然与西方浪漫主义的结合，追求情感的“自然流露”，高扬浪漫主义精神。浪漫主义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