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已经完成。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我国法治建设工作重心有必要向保障宪法、法律实施方向倾斜。司法程序则是宪法、法律正确实施的最后保障。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对法学方法论进行了深入研究,而利益衡量方法作为一种法律推理方法,在法学方法论中的地位也日趋重要。我国是制定法国家,在司法裁判中,法官一般会运用逻辑较为严谨的演绎推理方法。由于社会关系逐渐繁杂,疑难复杂案件不断增多,仅仅依赖演绎推理方法进行司法裁判已经不足以解决现实社会纠纷,利益衡量方法即可成为法律推理方法中演绎推理方法的良好补充。本文将重点讨论利益衡量方法在司法裁判过程中运用问题,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利益衡量方法运用标准问题及规制程序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首先,本文交代了作者写作目的、选题意义、文章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并对前人研究成果作了综述。其次,本文对利益衡量方法的概念问题以及其特点进行了论述。在此部分中,通过总结前人对利益衡量方法所作出的概念界定,给出自己的见解。同时认为利益衡量方法具有可争讼性、主观性、个案性与回溯性四个特点。再次,对司法裁判中运用利益衡量方法的价值进行了讨论。本文认为,司法裁判中运用利益衡量方法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弥补法律漏洞与在构建和谐社会司法两方面。法律漏洞分为原始漏洞、后发漏洞与法条冲突漏洞三种,法官可以运用利益衡量方法,在司法程序层面对这些漏洞进行弥补。和谐社会司法程序要求在司法裁判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保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司法裁判中运用利益衡量方法在均可以从以上两个方面对构建和谐社会司法程序体现其价值。复次,对利益衡量方法在司法裁判中运用的必要性进行了探讨。该部分主要从成文法的性质、司法的性质以及法学方法论内在要求三个角度进行论述。最后,对利益衡量方法在我国司法裁判中运用的可行性进行评价。功利主义学说、法社会学以及法律经济分析学说均给予利益衡量方法以内在理论支持,为利益衡量方法在现代司法中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在司法实践中,利益衡量方法应当在一定的法律规范内进行,制度利益应当为利益衡量方法所主要衡量的内容之一。在可操作机制方面,应当从案列指导、裁判文书说理以及监督机制三个方面对利益衡量方法在司法裁判中运用进行规制,以防止法官在司法裁判中恣意、随意利益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