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的公共卫生:1830-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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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由此开启了英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19世纪,工业革命的巨大影响开始全面地显现出来。英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经历了急剧的变化。工业化对劳动力的需求带来了大规模的人口向城市的聚集,从而迅猛地推进了英国城市化进程。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是与工业革命关系最密切的地方。工业化及随之而来的城市化,不仅显著改变了英国的人口布局,也显著地改变了人口的生活状况。尤其是在迅猛增长的工业化城市中,一系列的城市问题相继涌现。其中最具灾难性的就是城市的环境与公共卫生问题的突现。具体表现在城市居住条件、工厂劳动环境和河流、大气污染等方面。城市人口规模的迅猛增长并没有带来城市新住房的同比增长,城市住房环境越来越拥挤,与之相伴随的是住房和社区的恶劣卫生环境。工业城市中拥挤污秽的居住环境如此显著和恶劣,已经成为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公共卫生问题关键的有机组成部分。工厂恶劣的劳动环境给工人尤其是年轻工人的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英国城市的河流和大气污染也达到十分严重的状况。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的环境和公共卫生的恶化,部分来自生活污染,部分来自工业污染。城市中的生活和卫生条件是令人吃惊的,其污秽拥挤成为通病而非个别例外。   城市人民的健康受到了显著的威胁。伴随着人口高增长,英国出现了人口的高死亡率现象,这也集中发生在城市。从实际数据看来,真正导致高死亡率的最大祸首是所谓的穷人病、地方病。穷人和富人遭受工业城市恶劣公共卫生环境祸害的程度是大相径庭的。工业城市的中产阶级试图用贫民窟来隔绝穷人病。然而19世纪高发的流行性瘟疫将整个工业城市卷入恶劣公共卫生的洪流。城市人口的持续高死亡率表明公共卫生已不再是偶尔的威胁,而是已经成为工业社会常态的社会问题。对公共卫生事业的社会共识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期的英国逐渐形成。公共卫生先锋的工作和从18世纪后期开始的一系列关于人民健康和卫生状况的调查更是不可争辩地引发了社会对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大工业化社会里的健康卫生问题已经不是个人能力可以解决的,它的解决日益需要更广泛的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国家对个人命运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实现现代公共卫生的这一目标,政府在1830年后加强了在这一领域的干预行为。政府行为在公共卫生政策中的增长集中体现为1830年代起由官方主导的一场公共卫生改革运动,其中包括公共卫生领域一系列国家机构的设立和国家立法的创制。19世纪公共卫生改革运动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830-1850年代,这场运动的第一阶段的官方领袖是查德威克;1860-1870年代,运动的第二阶段由约翰·西蒙领导,到1875年公共卫生法案颁布,运动暂告一阶段。   19世纪前中期查德威克领导下的公共卫生改革运动的第一波浪潮成功地开启了公共卫生宣传运动,提升了公众对公共卫生的关注,却遭到了失败。如果从深层次分析,查德威克的失败,或者说政府干预在19世纪前期遭到的困境,实际上是与自由放任的社会思想之间的分歧导致了现实中必然的对立。在公共卫生政策的中央化还是地方化的斗争中也出现了明显的张力。19世纪中期以后,约翰·西蒙继续推进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阶段的英国公共卫生改革运动。通过了1875年公共卫生法,推动了公共卫生管理体系的强化。19世纪无疑是英国公共卫生政策发展的关键时期。19世纪英国的现代公共卫生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同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有待解决。公共卫生改革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公众对公共卫生的关注,推动了城市公共卫生条件的改进。生活环境条件和公共卫生状况的改进是19世纪死亡率下降的主要因素。不过同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19世纪国家卫生状况的改善似乎十分缓慢。新的卫生问题陆续出现以及政府立法改革的不完善性使得公共卫生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长期的努力。19世纪公共卫生发展的最大成就是通过逐步设立统一标准、普遍执行的卫生准则和增加政府责任,公共卫生管理机制得到强化,并为20世纪公共卫生政策的完善和成熟奠定了基础。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管理机制发展的突出方面是以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为核心的公共卫生管理模式的发展。19世纪公共卫生发展之不足最突出的就是对治疗医学的不够重视。由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医疗职业和个人医疗保障的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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