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美日等制造强国相比,中国制造业存在关键核心技术缺失、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偏低等不足,甚至蕴含着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风险。近年来,国内人口红利逐渐消退、资源环境约束日趋收紧,国际上其他新兴经济体工业化步伐加快、发达国家引导高端制造业回流力度加大,“低端分流”与“高端回流”的双重挤压态势凸显。在此环境下,以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为着力点,推动中国制造业发展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对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落实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浪潮正在席卷全球,以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蓬勃发展,并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这些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渗透正在重塑世界经济结构、重组世界要素资源、改变世界竞争格局以及推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数字中国”建设能否推动中国实现制造强国目标为导引,从数字经济中可精确量化的数字产业化维度出发,审视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动力问题,即数字产业化能否有效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的技术复杂度?其发挥作用的机制有哪些?为科学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进行了分析,具体安排如下:首先,基于技术创新、交易成本降低和产业结构升级等渠道,构建了数字产业化发展驱动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的理论机制框架,并就此提出了待验证的研究假设;其次,以2011-2020年间中国30个省份的制造业行业为样本,运用主流测度方法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数字产业化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并从时序演化特征与空间演化特征两方面对测度结果展开了分析;再次,借助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探究了数字产业化发展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变化之间的关系,且对这一分析结论进行了多重稳健性检验,然后进一步采用机制检验模型验证了理论分析中的机制是否存在;最后,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总结出研究结论,并结合相关政策体系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主要的研究结论有:（1）2011-2020年,中国各省份及各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均呈上升趋势,各省份的数字产业化水平也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和数字产业化水平最高,但增长速度有待进一步提高,而西部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和数字产业化水平最低,但增长速度最快,对东部地区存在“赶超效应”。（2）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字产业化发展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该结论在经过非线性关系检验、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替换核心变量以及删除特殊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3）进一步的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与东部地区相比,数字产业化发展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促进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显著。（4）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产业化发展通过交易成本降低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三条渠道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