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的国际化进程不断深入和加快，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语。在以多元化和国际化为特色的21世纪里，英语作为交际语在各种文化交流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在多数情况下，英语已不仅是英语国家和非英语国家的人们之间的交流工具，而日益成为非英语国家之间交流的工具。英语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伴随着英语在世界各地的本土化(nativization)。各种英语变体纷纷“独立”，比如：澳大利亚英语、印度英语、南非英语、新加坡英语、马来西亚英语等。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英语在各自国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日益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首先提出“中国英语”概念的是葛传槊先生。但是他所说的“中国英语”仅局限于词汇的层次。比如四书(Four Books)、八股文(eight-legged essay)、翰林院(Hanlinyuan)，思想改造(ideological remoulding)、双百方针(Two hundred policies)、四个现代化(four modernization)等。在这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英语在中国的变体。汪榕培教授(1991)指出“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的，“中国英语”是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语言；外语界前辈王宗炎教授(1991；1997)进一步指出“中国英语”存在的必要性：跨文化交际是双向的交际，而不是单方面的学习。改革开放是双向道，既要引进外国先进的东西，更要传播中国的文化；李文中(1993)论述了“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的区别，并且将“中国英语”定义为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谢之君(1995)却认为中国人使用英语时，汉语的特征总会或多或少地带到英语中去；等等。他们的研究将“中国英语”的界定从词汇延伸到语篇的层次。根据这些学者、专家的研究，我们可以认为“中国英语”是英语在中国的使用型国别体变体，是以规范英语为基础，表达中国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特有的事物，受汉民族思维方式的干扰，使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语篇和交际模式的英语。 “中国英语”作为英语在中国的国别体变体的提出，对我国的英语教学有着重要启示。在我国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是针对我国传统英语教学的不足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哑巴英语”就是传统的语法翻译英语教学法的产物。“文化教学”就是在英语教学实践中，要植入目的语的文化。“文化教学”的提出是我国英语教育的一大进步。自此，我国的英语教和学都以英国或者美国文化为中心，增大了文化含量，在纠正“哑巴英语”现象和解决“文化诧异”上，一定的成效。但是，即在跨文化交际中，难。 这被从丛定义为这种片面的“文化教学”产生了另一种“哑巴英语”取得了的现象。中国人作为交际主体却在表达中国特有的文化思想上存在困“中国文化失语症”的英语教学中不仅要导入目的语的文化，化。(ehinese eulture即hasia)。因此，中国更要传播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 中国英语教学中融如中国文化的教学，能够更好地继承发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提高中国人的英语交际能力。此外，在国际社会中，说“中国英语”是中华儿女民族身份的象征，更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本文在实践的基础上，认为对有一定英语基础的学生进行“中国英语”教学是我国基础英语教学必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