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具有跨学科性质的文体学成为研究小说、诗歌以及戏剧等文学体裁的重要手段和工具。19世纪80年代,戏剧文体学开始登上舞台,国内外学者试图运用话语分析作为研究方法与视角对戏剧进行分析与探索。作为话语分析分支之一的会话分析,成为戏剧文体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其中,话轮转换系统是会话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日常对话和戏剧对白分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目前系统研究主要集中在揭示人物性格、权势关系和推动剧情发展等方面,并没有对话轮转换在戏剧翻译中的应用进行深入探讨。本研究试图调查戏剧译本中话轮转换系统的翻译、功能,旨在拓展戏剧研究及戏剧翻译研究的视野。　　 剧作家在戏剧对话的创作中受制于两套规则与惯例:一是日常会话的规则与惯例,二是戏剧的规则与惯例。然而,戏剧翻译家不仅要遵循原剧创作时的话轮转换的制约,同时还要在译本中遵循译入语话轮转换的制约。英汉话轮转换系统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差异必定体现在戏剧对白翻译之中。　　 通过对爱尔兰剧作家乔治·萧伯纳的剧作《卖花女》以及林语堂和杨宪益的中文译本的话轮转换系统分析,从而揭示译者在戏剧对白翻译中话轮转换的翻译策略和技巧。本研究尝试从哈维·萨克斯、伊曼纽尔·谢格洛夫和盖尔·杰斐逊等人提出的戏剧对白转换的两种模式:话轮建构和话轮分配理论,结合李华东和俞东明对戏剧话轮的话轮转换量化分析模型,自建话轮转换分析模型,借助语料库统计工具Concordance3.0、TextPreProcessing、ICTCLAS和Concapp等软件进行科学系统的数据统计,对林语堂、杨宪益的戏剧翻译风格进行描写分析。根据自建模型,本研究从话轮构建和话轮转换两大系统着手,分别统计话轮长度、话轮类型、话轮文化词、话轮句子复杂性,以及话语标记语、转换关联位置等六大参数在译文中的传递情况,对研究话轮转换如何在译入语文化中灵活传递和处理以及对戏剧文体研究和戏剧翻译具有重要和深远的借鉴意义。　　 话轮构建具体从话轮长度、话轮类型、话轮文化词、话轮句子复杂性四方面加以探究。话轮长度细分为单词长度、从句长度、句子长度及平均话轮长度,以挖掘译者处理话轮构建中不同构成成分时表现出的差异；话轮类型打破常规分析模式,尝试从词性角度分析两位译者偏爱的词性及改变原剧部分词性的频率；话轮特殊组成成分——文化词在本研究中进一步细化成六个子参数,即人名地名动植物及颜色词、资本主义词汇、宗教词、习语典故和标点、；句子复杂性侧重通过考察译文中标点及连词的使用情况来反映译者处理长句时所表现的翻译风格和差异。话轮分配侧重关注在话轮转换中起着关键作用的话语标记语及转换关联位置。本研究通过语料库统计工具,先宏观调查原剧中的话语标记语在译剧中位置变换情况,再结合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话语标记语,即well、oh和you know,分析两位译者处理和翻译话语标记语时的方法；转换关联位置在话轮转换中起着“楔子”的作用,调节前后话轮交替结构。本研究根据转换位置的词或词组的语法功能和内容实质创新性地将转换关联位置分类成三种——形容词性、动词性和名词性,并借助实例分析两位译者翻译关注点的差异。　　 通过自建的话轮转化分析模型,结合语料库统计数据研究发现林语堂和杨宪益的《卖花女》中译本话轮转换系统存在较大差异:林语堂的《卖花女》译本兼有戏剧性、文学性,整个译本注重保持原剧的戏剧效果和风格,正如翁显良(1986)认为,译者在处理对白的时候应该尽力追求的目标是“原文雅、译文也要雅；原文俗,译文也要俗。(p.126)”对于原剧话轮转换的处理,也是力求与原剧保持一致。杨宪益的《卖花女》译本则较为广泛流传,并且时隔五年就进行了重泽。对戏剧主人公,尤其是卖花女在三个不同时期戏剧对白中话轮转换的翻译进行分析,发现杨宪益译本敏锐地捕捉英汉话轮转换系统的不同特色,注重译入语文化表达习惯,考虑中国观众的接受能力和程度,使整个译本流畅灵活,而重译本更是在尊重话轮转换系统模式下的精加工。因此,林语堂翻译的《卖花女》基本是尊重原剧基础上的异化翻译,而杨宪益的译本以及重译本并不拘泥于原文中话轮转换的安排,进行适量调整和归化翻译,从而应运而生更能经久不衰的杨氏译本。总的来说,在结合语料库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对原剧、林泽本以及杨译本、重译本进行对比描写和分析,总结两位翻译大家的不同翻译策略和风格,提出有效的戏剧对白翻译中话轮转换分析模式,给戏剧翻译研究予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