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得到了快速增长。虽然在对外贸易上,中国的主要对象是发达国家,但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上,中国绝大部分企业选择发展中国家为投资目的地。例如,2012年,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欧盟,但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存量却不足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6%。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转型阶段,经济的转型主要依靠高科技,以科技的发展推动国内产业化进程。欧盟市场开放度高,拥有世界一流的技术、品牌和工业设计能力,其是我国海外获取技术的较好选择。欧债危机的爆发又导致许多欧洲资产贬值,为我国企业以较低成本获取欧盟技术、品牌等战略性资源提供了机遇。因此,在欧债危机背景下,研究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对推动我国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本文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通过梳理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相关文献,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基本可以划归为邓宁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分类理论中的市场导向、资源导向、战略资产导向和效率导向四种类型,这为本文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对欧盟境外投资报告》则以至少在欧盟国家完成一次投资的中国大陆企业为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探究了中国在欧盟的投资动机,这为本文提供了事实依据。基于此调查结果,本文将《报告》中的投资动机划归到四种投资动因类型中,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对中国在欧盟直接投资动因做出定性分析,令实证分析中所选取的指标更有针对性。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利用欧盟27个成员国在2003-2012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在欧盟直接投资动因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发现,未引入欧债危机虚拟变量之前,市场追求型是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其他三种动因的表现均不明显;加入欧债危机虚拟变量后,资源追求型和效率追求型动因表现仍不明显,但战略资产追求型变量对中国投资欧盟的影响却是显著的,且两者呈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欧债危机爆发后,中国对欧盟投资动因从单一的市场追求型转为战略资产追求型和市场追求型。通过对比方式,体现出欧债危机为我国获取欧盟战略性资产提供机遇,有助于中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最后,本文从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对中国海外投资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