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山东土地荒芜，百姓大量逃亡，农业生产陷入困顿。这种局面对于百姓无疑是个灾难，对于封建政府来说，办不利于其巩固统治。清政府为扭转这种局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奖励垦荒。招徕百姓开垦荒地，适当提供牛种，宽缓起科年限，保证开垦者的垦地所有权，并且规定了官吏督垦荒地劝征规则，调动官民上下的积极性；二是轻徭薄赋。在对混乱的赋役制度进行了一番整顿之后，康熙后期开始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雍正初年又实行了“摊丁入亩”。山东各地屡屡罹灾，清政府又多次蠲免赋税；三是实行“更名田”。明代藩王在山东占有大量地产，清初，这些土地多半抛荒，部分土地已被当地农民占有。康熙八年，朝廷颁布了“更名田”令，将明藩田地给予原种之人，改为民产，号为更名地，永为世业。这样，大量在明末战乱中荒芜了的庄田得到了开垦；四是兴修水利。清初，山东地区水灾频繁，对农业生产形成极大干扰。清初统治者对于治河给予了高度重视。康熙年间对黄河和大、小清河及沭、涑、沂诸河流相继进行了治理。通过疏通和治理河道，减少了山东地区的水患，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到康熙中期，山东田地、人口都有了很大发展。清前期山东农业生产力也得到了很大程度地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农艺学方面有不少进步。广大农民在生产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如重视养地培肥，增进土壤肥力；抓紧农时，强调时宜观念；因地制宜，合理安排种植；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有了提高。二是农业生产结构进行了合理调整。主要包括粮食种植结构的调整和经济作物种植的发展。这一变化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及其经济收益，同时也提高了种植业的商品化程度，将小农与市场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虽然清前期山东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比较明显的，但这种发展多属量的扩大，缺乏质的突破。由于对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生产工具没有明显的变化，就决定了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清初，封建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恢复农业生产和保护自耕农的措施，山东出现了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许多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小块土地，扩充了经济势力。因此，清初山东小土地所有制有了较大发展。康熙中期之后，山东土地兼并日益发展起来，地权分配又趋于集中。此时，地主兼并土地的主要手段是货币购买，当然，亦不排除暴力掠夺、接受投献等因素。租佃制是清前期山东农业领域中封建剥削的主要形式。按照地租剥削形式和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情况，租佃制分两种类型：分租制和额租制。实物分成租制在山东比较盛行，实物定额租制晚清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货币租制作为定额制的一种发展形式，在清前期的山东有不少事例。至晚清，山东租佃制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变化，即某些地区出现了分益雇役制，分益雇役制是佃农经济恶化的结果，同时又意味着租佃制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清前期，山东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之后，商品经济日趋活跃，农村集市网逐渐形成，社会分工扩大出现了一批比较繁荣的商业、手工业城镇。这些变化刺激了农业生产领域，商业性农业得到了发展。此外，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农业集约化经营，这种经营需要较多的劳动人手，由此，也导致了农业雇工队伍的发展。清前期，山东农业生产上使用雇佣劳动的现象是经常可以见到的，某些地方还出现了雇工市场。在农业雇佣法权关系上，不仅雇主可以选择雇工，雇工也可以选择雇主，农业雇工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这种自由还表现在农业雇佣的地域流动上。清朝乾隆以后，山东人口流动十分明显，农村中外出佣工的现象日益增多。雇佣劳动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性质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农民经济中既有自耕农雇工和富农雇工，又有佃户雇工；在地主经济中既有租佃地主雇工，又有经营地主雇工。操纵这种经营的多是富裕农民或经营地主，他们使用较多雇工所进行的农业生产，并非满足于自给自足性消费，而是面向市场赚取利润，榨取雇工的剩余价值，这类农业经营孕育着经济活动性质的新趋向。总之，清前期山东农业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土地资源开发的不断深化，其次是由于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分配状态发生了深刻变化，租佃制成为农业领域中封建剥削的主要形式。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充分反映了清前期山东农业经济中产业结构的演化过程，显示了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与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