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是制约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会导致市场供需失衡、减缓全要素增长率增长以及要素资源的错配。近年来,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以淘汰落后产能为目标的调整政策,然而这些宏观政策未能实现理想的效果。现有文献对于产能过剩主要是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以及制度不完善导致的政府失灵等方面进行解释。现实经验也表明,在相同的宏观政策环境下,对于同一产能过剩的行业而言,并不是每一家微观企业都出现了产能过剩,宏观政策因素或许是产能过剩的外部诱发因素。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研究均表示企业是进行投资的主体,产能过剩的问题是否能够改善关键在于企业是否能面对真实市场需求进行稳健性投资,减少过度投资行为。因此,本文研究的视角从企业家出身出发,分析不同企业家资源禀赋差异,探究为什么一部分企业能够始终根据市场真实需求进行稳健性投资,而另一部分企业却容易被宏观政策干扰,产生过度投资行为从而造成产能过剩。一方面,本文从理论层面上对企业家出身引致产能过剩进行了分析。从外部环境看,由于存在财政分权制度和官员晋升机制,地方政府期望干预企业投资促进经济发展。而现有的体制制度不完善,包括创新补贴的评价不完善、土地产权模糊和预算软约束等方面,也强调了企业追求政企关系这种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以此减少由于正式制度缺失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企业家作为企业投资决策的领导者,由于不同的工作经历形成了不同的出身,所具有的资源禀赋也不相同。具有公共部门工作的企业家,在政府资源具有资源禀赋,因此通过政商互动获取非市场性回报具有比较优势;相对来说,不具有公共部门工作经历的企业家,在市场资源具有资源禀赋,因此通过参与市场竞争获取市场性回报具有比较优势。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企业家会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选择企业发展的路径。企业若长期陷入政商互动的路径依赖中,根据政府出台的产业政策进行迎合式投资,虽然短期内可也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但是长期忽略项目本身的风险,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过度投资的概率偏高,具有更高产能过剩的风险。另一方面,本文从实证层面对企业家出身引致产能过剩进行了验证。首先,本文列举了企业产能过剩和过度投资的相关特征性事实,发现企业家出身与产能过剩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次,构建了影响效应模型,对于具有公共部门工作经历的企业家而言,其所在企业产能过剩程度平均偏高10.55%左右。将备选假设分别引入估计方程,包括企业家能力相关因素、企业家的政商资源和社会网络、外部宏观产业政策等,在充分考虑选择性偏误和遗漏等问题的条件下,验证了企业家出身仍是核心解释变量。通过分组回归发现,企业家出身对于产能过剩的影响在民营企业、开办时间长的企业和小型城市企业更为显著。再次,构建了影响途径模型,中介效应表明企业家公共部门工作经历诱发产能过剩的影响途径是过度投资,并通过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最后,通过一系列辅助回归,进一步验证了企业家公共部门工作经历可以为企业获取更多的非市场回报,这也是企业家在考虑到过度投资存在低效率或者负效率情况下,仍愿意选择过度投资的动机。综上所述,本文的建议是:一是完善政府宏观政策,转变重心从传统的产业政策转向竞争性政策;二是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切断政府与资本、土地等市场要素配置之间的关系;三是鼓励培育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夯实企业内生增长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