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笺疏集注自汉以来夥如繁星,清代更是一个成果多出的时期,王韬(1828--1897)的《毛诗集释》即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经学著作。《毛诗集释》不仅反映了清末《诗经》学的新变与成就,同时又是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翻译《诗经》的重要参考本,带有中西文化交流的印迹。《毛诗集释》的成书与王韬的生平及家学传统密切相关。王氏家族历代习儒治经,王韬自幼“趋承庭训”、“毕读群经”,其日后的经学造诣皆渊源于此。1849年王韬“为衣食计”不得不佣书沪上,在上海墨海书馆助译西籍,与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等传教士交往甚密。1862年,王韬“语祸切身”,避难香港,帮助理雅各校雠《诗经》,出于向世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王韬殚精竭虑,“壹意治经”,不足一年便写就《毛诗集释》。因此,读书甫里时期的学术积淀、与西方传教士长期合作的经历、宣扬儒家经典的使命感,最终促成了《毛诗集释》的纂著。《毛诗集释》以传统的“集释”体阐释《诗经》,征引甚夥；选择辞句条目式的编撰体例,虽不够全面,但方便理雅各查阅释疑；内容上《毛诗集释》既根植于传统经学观点又有所创新,既汇辑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融会王韬自已的训诂考证,综合了总释、比勘异同、同类汇释、考讹订谬、理校求证等方法,所释内容涉及名物训诂、文字校勘、音韵考订、章句训释等,其案语探赜叩寂,别有创见,体现了清末江南文士在《诗经》研究上的成就与发展。此外,《毛诗集释》也表现出王韬浓厚的地域经学意识,他特别推重“吾吴《诗》学”,尤其是陈奂、段玉裁等吴地治《诗》大家。《毛诗集释》广泛汲取乾嘉道时期吴地《诗》学研究成果,是新的历史环境下对吴地《诗》学的继承与发展。1871年,理雅各借王韬及其经学著作《毛诗集释》之力完成了《中国经典》第四卷《诗经》英译全本,该译本是19世纪整个西方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的顶峰,堪称《诗经》英译的奠基之作,因此,《毛诗集释》不仅是王韬学术成就的集中体现,更是海外汉学发展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