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68年明治维新开启日本近现代化历程以来,一直到平成时代的尾声,正好历经一百五十年。本论文研究的是从明治起始到平成终结的一百五十年间,日本现代剧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剧场身份的问题。日本剧场的身份既经历了多重性的演变,也被赋予了多元化的身份,从而构成了日本完整而独特的现代剧场体系。日本现代剧场身份的演变,大致涵盖几大阶段:明治时代初期,剧场摆脱“恶所”这一污名化的社会认知,获得正常的文化身份,剧场开始融入现代文明构建的进程之中;从明治、大正时代开始,新兴的私有产业资本介入到剧场运营领域,赋予了剧场与现代企业相关联的身份,从而使企业谱系的剧场成为日本剧场图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昭和时代,日本构建了一系列国立剧场,使剧场拥有了国家身份,也通过剧场改变了国家行政与演剧体系长期疏离的传统,使剧场成为文化治理的抓手之一。平成时代,地方性公立剧场体系趋于完备,凸显了剧场作为地方公共文化参与者的身份;同样在平成时代,“剧场法”实施颁布,国家以法律形式从更高的层面确认剧场的现代身份,即剧场的定位、作用、意义以及面向公民的文化理想、文化使命、文化责任等。日本现代剧场的演变,堪称社会认知-产业资本-行政体系-国家法律等,从各个层面对剧场身份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确认的过程。这一进程既激动人心,又紧密维系着剧场身份的另一层面的博弈,即剧场是空壳化、“箱物化”的被动的器物式的存在,还是具有创造性、自主性、能动性的文化生产力的一部分。剧场与演出团体基本分离,是日本现代剧场的一道“底色”。在这样的“底色”之下,剧场对于创造性的选择并不是理所当然、轻而易举的,其间必然充满曲折与艰难。剧场的“活性化”问题被提出,是时代对于剧场身份的重塑——剧场从与软件相分离的器物(进一步演变为几乎不作软件配置的“箱物”),转向创造性、生产性、培育性,并最终使其拥有新的身份:参与地域创造的引擎、枢纽与平台。本论文分为现代剧场的起点、民间剧场、国家级剧场——国立剧场、地方公立剧场、活性化与地域创造等章节,论述日本现代剧场体系的发展演变历程及其背后的文化身份等问题。日本现代剧场体系的发展历程尽管不同于中国,但剧场与表演团体基本分离等状况,以及剧场的创造性身份选择等发展趋向,却可以成为认识中国剧场的一面具有参照价值的镜子,这也是本研究开展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