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总目》的杂家及杂家观进行整体观照是进入宋杂家类提要研究的首要前提。杂家类是《总目》子部中书籍收录数量最多的一门,其“杂”的内涵包含了思想立场、考证范围、著述行为、编纂形式等多个要素,故此类文献被细分为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编、杂纂六小类,体现了从“思想之杂”到“杂之义广”的变化过程。其中与作为思想学派的杂家关联度最高的是杂学类,但它和先秦“兼儒、墨,合名、法”的各家平等立说的综合性学派最大的区别在于,《总目》的杂学类的思想构成要素主要是儒释道三教。在馆臣儒家本位思想的影响下,杂家类中除了“纯儒”思想之外的“异学”“异说”都被《总目》所斥,尤其体现出排诋佛老的基本立场。《总目》宋杂家类提要的批评维度和倾向有独特性。首先,宋杂家类提要主要围绕分期断限、内容体例、崇实黜虚、儒家本位四个维度展开批评。第一,《总目》以“受官与否”作为宋元之际杂家作者的分期归属标准,体现出对人品气节的重视。与以人品定文品的《总目》宋元易代文学观不同的是,宋杂家类提要坚持“不以人废言”的原则。第二,《总目》对宋杂家书籍内容体例的梳理和判断揭示了宋代学人经、史、子、集的四部知识结构,客观呈现了宋代文人知识、学术、思想体系的复杂特征。第三,《总目》尤其重视宋杂家资考证、利博识、广异闻、补史阙的实际功用,体现了馆臣“崇实黜虚”的价值立场。第四,《总目》以“纯儒”为思想之最尊者,儒本位的宋杂家思想批评实质是割裂不同思想立场之间的联结,具体操作是对宋杂家中的“非纯儒”思想（以佛禅为主）进行清理,忽视思想之间的融通和互动,尤其反对“三教归一”。其次,尽管宋杂家类的书籍数量远远比不上明、清两代,但是在收录、归类的操作中可见《总目》对宋杂家的定位较高。而且,从乾隆御制诗、四库体系中的宋杂家到《总目》宋杂家提要都无一例外都显示出清代官方学术对于宋杂家的褒扬认同倾向。《总目》宋杂家类提要是在分纂稿、《初次进呈存目》等雏形文本和阁本书前提要等参照文本的基础上“完善”“扩充”“重写”而成的,故其内容体例不仅最为成熟完备,评价态度的倾向性也最为明显。尤其是《总目》有对雏形文本和参照文本的内容全盘否定的情况,考察其中对书籍认识的差异,正可以看出“官学”思想不断渗透、确立的过程,是我们探讨《总目》思想的重要途径。也就是说,探究《总目》宋杂家类提要的生成过程,对历时、共时的文本系统进行比对,既能看到提要信息最终得以呈现的过程中纷繁复杂的思想较量,也能更进一步理解《总目》提要固定的内容体例和更明晰的官方思想倾向。对《四库全书》抄录和存目的宋杂家书籍版本进行说明是《总目》的重要内容,一般包括使用底本的来源、卷次信息、版本描述等三个方面。集国家之力对宋杂家文献进行清理,故四库馆臣经眼版本不在少数,且在辑佚、辨伪、校勘均下了极大的功夫,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但是,《总目》并不是专门的版本目录,而且并不是每一则提要都有着完整、明确的版本信息,加上四库全书的编纂是由皇帝下令四处采书而成,版本视野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故宋杂家类提要的版本叙录信息主要存在三种不足。第一,所取版本非最佳。第二,辑佚不全。第三,和《总目》宋杂家类提要叙录的版本信息相比,库书有不相符合甚至主观删改之处。而其中第三种不足可能是由于《总目》与《四库全书》所参照的底本并不相同。考据既是宋杂家的重要内容,更是贯穿《总目》宋杂家批评的核心视角。《总目》中既有对宋杂家所引书籍真伪、所论史实然否的考证,更多的是对宋杂家中热门考据问题的评论或再考据。尽管馆臣的考据评论大部分较为简洁,仅以“精核”“穿凿”等词轻轻带过。但是总体来看,馆臣对宋杂家的考据多持以褒扬、包容的态度,尤其是和对明人考据的对比中。同时,《总目》会对考证中存在的“舛误”和“失考之处”进行纠正,考据之考据体现出清代乾嘉考据学对宋代考据学的继承和超越。《总目》宋杂家类提要不仅为考据确立了一种规范的学术原则,也实实在在地解决了一些学术史、文献校勘和阐释史上颇有争议性的问题,可见清代确实称得上是考据集大成的时代。但是,从客观来看,馆臣对宋杂家的考据批评仍然存在很多的学术缺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总目》对宋人以考据作为途径和方法而得出义理、新说却往往不够重视,或是多为一笔带过的简单化批评,或是顾左右而言其他,或是多从考据层面进行纠误,弱化甚至回避其思想价值。宋杂家类著作是宋代学人四部知识结构的文本呈现,其中有着丰富的文学文献和文学批评内容。但是,由于这些书籍既不是专门的集部著作,作者往往也是随意记之,内容不成体系,故其中的文学批评条目便零散地存在于杂家类书籍的广博内容之中,具有一定的隐藏性。《总目》宋杂家类提要作为有史以来对宋杂家著作内容进行的最大规模和最为全面的梳理成果,对其中文学批评内容的发掘具有特殊的价值,为后世的文学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宋杂家作为宋人诗话、词话、文论、曲论等文学批评的重要载体,其批评观念和批评特征是研究宋代文学批评理论史的的重要内容,而《总目》对这部分内容的评价同样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为文学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文献视野。在作家批评上,馆臣重视作家的不相党附的气节,尤其是宋杂家类提要中对其中诗文作家的评论对于认识宋代作家类型、文学状貌有着重要的意义。正是对知识博物的追求,才使得宋代以学问为诗、重视典故成为作诗的主流倾向,将经、史、子部的知识入诗成为常态,也使得宋杂家著作中的文学批评多属于考证典据、诗史互证的理论思路。在书写风格上,馆臣对宋杂家类书籍的冗琐、鄙俚等特征进行了批评,体现了官方对简要、雅正文风的接受。馆臣还揭示了宋杂家书籍的小品特征,尤其是对晚明小品的深刻影响,对于研究小品文的内涵特征、发展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总目》对杂家类书籍的认识和批评,尤其是对“杂家”内涵在不同时代、不同书籍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揭析,为我国的思想史、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角度。比如和杂家著作从宋代开始走向兴盛的趋势一致,宋以后的学人很大程度都有某种“杂家”性,有的在思想上融通混杂,有的在知识结构上贯通四部,这便是宋杂家类提要所提供的重要认识。这既是以一种平等、广阔的立场来还原思想史发展的复杂面貌,属于一种非本位的书写方式,同时也为作家研究提供了知识场域的这一新的视角。尽管,现代学界已无杂家之名,但《总目》宋杂家类提要中对杂家著作的批评和定位仍然起到了奠基作用,成为后世研究的重要参照。宋杂家类提要虽然受制于官学本位,但其学术整理和分类和深受西方学科体系影响的现代学科分类相比有其优越之处,可以为现代学界的杂家类书籍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