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伊利汗时代在伊朗先后新建的三座都城蔑剌合、帖必力思与孙丹尼牙为研究对象，充分利用《史集》《瓦萨甫史》《心之慰藉》等伊利汗时期波斯语文献，辅以同时期诸种见闻游记，从城市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考察入主波斯的蒙古统治者在被征服地区立都建城的历史。研究具体涉及规划营建、城市风貌和市井文化等方面，并进而思考历代伊利汗在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上所呈现的特征及变化。　　第一章从天文台建设和景教教堂兴衰两个事件出发，讨论第一代伊利汗旭烈兀所定新都蔑剌合中波斯本土势力与草原蒙古传统的碰撞与交融。第二章则以阿八哈至合赞期间的大都帖必力思为例，考述蒙古人重商政策在伊朗的实施以及合赞汗经济改革成果在扩建帖必力思中的体现。第三章围绕完者都营建孙丹尼牙，审视伊利汗国伊斯兰化进程下蒙古汗王新建都城的伊斯兰—波斯色彩。　　在纵向梳理三座城市建造特征与运作影响基础上，我们认为：一、蒙古人从入主波斯到分裂立国，对伊政策经历了一个从侵略掠夺到重建兴邦的变化。伊利汗的角色也从以军事武力威慑的征服者变身为智慧仁慈的伊斯兰君主；二、伊利汗一方面保留了冬夏营地巡幸的草原传统，一方面则逐步采用了波斯绿洲社会的都城制度。由旭烈兀郊野定都蔑剌合，合赞帖必力思城外修王城，至完者都孙丹尼牙建新都，正是相关演变进程的体现。这也反映了政治上蒙古人影响不断深入加固的波斯本土，在文化上不断同化征服者的事实；三、葬仪上，旭烈兀秘葬山野到合赞、完者都大修拱北，也反映了蒙古统治阶级的草原传统被波斯伊斯兰宗教仪轨逐渐替代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