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发展往往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与反复性，西方戏剧艺术史也不例外。远古巫祭仪式作为戏剧的源头和元初形式，已初步具备戏剧艺术的两个本质要素：演员和观众。而扮演和观看的意识自觉的产生，则成为戏剧之为艺术的前件。发端于亚里士多德的“模仿-共鸣-净化”戏剧模式以营造“真实的幻觉”、压抑观众能动性为主要特征，使戏剧观演双方之间的交流受到破坏和压制，并由此为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所用，成为意识形态表达的一种工具。随着19世纪自然主义幻觉戏剧的盛行，打破幻觉的呼声和队伍日益壮大，最终在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理论和实践中被推向高潮。史诗戏剧以“陌生化”的表演艺术和强调“参与性”的观看艺术为理论核心，有力地反抗了亚里士多德式戏剧传统，并且从意识形态和美学的双重维度，完成了对幻觉主义戏剧的整体反叛。另一方面，由于史诗戏剧理论对观众参与性的重视和强调，一定程度上复现了仪式这一前戏剧的基本特征，开启了对另一古老戏剧传统的回归之路。然而由于一定的局限性，布莱希特戏剧理论对传统的反叛与回归都是有限的。这种局限性，在巴西戏剧导演奥古斯都·伯奥的“被压迫者戏剧”理论中得到了基本的解决，后者不但让观众在头脑中对戏剧加以思考和批判，而且让他们把这种思考进一步地变成行动，从而使戏剧自觉地走上了对仪式传统的回归。
　　 本文通过考察戏剧发展史，认为观演关系存在着前“亚里士多德式戏剧”传统、“亚里士多德式戏剧”传统，以及反“亚里士多德式戏剧”等三种形态，第一种代表着戏剧诞生之初观众主体性的成立，第二种则是对主体性的压制与忽略，第三种则以布莱希特和伯奥为典型，标志着观众主体性的回归。显然，第三种形态是对第二项传统的反叛，更是对第一项传统的回归。本文试图从戏剧美学及意识形态两个层面上，在时代的宏观背景中，以由布莱希特和伯奥所引起的观演关系变化为考察的重点，探索戏剧中观众主体的回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