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城镇化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十八大报告中,习近平主席指出,城镇化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载体,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本文试图从理论上解释在最佳的城市规模基础上城市基础设施的最佳供给问题。首先,本文提出了以城市聚集效应最大化作为城市最佳规模的判定标准；在城市最佳规模基础上,分析了最佳的基础设施供给。其次,尝试建立衡量城市聚集效应的指标体系,由劳动力指数、技术指数、资本指数、收入分配指数、消费水平指数等来表征城市聚集效应,将以往单纯的使用经济指标,甚至工业生产指标衡量城市聚集效应的方法加以扩大,使衡量指标更加全面、合理。第三,在研究城市最佳规模基础之上,将城市规模与基础设施供给问题联系起来,重点分析在最佳城市规模上,多大体量的城市基础设施供给是最佳的供给量。第四,本文选取了环渤海地区30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使文章更加具有实践意义和研究价值。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下亦称“融资平台”或“平台”)是我国城市建设进程中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产物。198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投资管理体制的近期改革方案》,国家成立六大专业投资公司,各省也相继组建了一批建设投资公司。在地方政府缺乏替代性的融资渠道,中国转移支付制度尚不完善背景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缓解了地方财政提供地方公共服务的压力,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地方经济发展。尽管融资平台在地方经济建设,以及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一些地方的融资平台却存在着管理不规范、资本金不足和过度负债等诸多问题,潜在风险不容忽视。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注意到了其中所暴露的宏观与金融风险,尤其是政府隐性负债持续性增大,可能引发的政府信用透支,货币投放规模控制失灵,债务偿还风险放大等等。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城镇化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由此产生的投资与消费需求巨大。融资平台在解决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资金瓶颈问题上还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在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专家注意到政府过度负债所暴露的财政与金融风险。本论文试图通过合理财政赤字和金融风险的预警设计,准确量化风险,并通过制度安排降低或排除融资平台的隐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