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一般包括三个层面：自然之旅，社会之旅和心灵之旅；生态学研究有三大范畴：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用生态视野来观照游记文本的丰富内涵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同时，文学在隐喻意义上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生态系统，旅苏游记作为其中的一个子系统也有着自身的文学生态性特征。论文选取民国旅苏游记为研究对象，旨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将其丰富的思想史和文学史内涵纳入生态视野进行研究，探究其对于苏联社会生态的记载，自然生态的写照及其对转型中的民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的反映，剖析其文本自身和文学生产过程中的文学生态性特征，并指出：作为民国文学史和思想史的一个重要侧面，旅苏游记在文学史和思想史领域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绪论部分首先对旅外游记做出界定，指出它是指作家本人以其跨越国界的旅行为出发点，对其在行旅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察、所感等做出相应记录的纪实性文本。在此基础上，论文选择旅苏游记作为研究对象，将民国旅苏游记分为勃兴期、繁荣期和转折期三个阶段，对其演变的历史轨迹做了简单的勾勒。其次，对民国旅苏游记做整体研究意义重大，可将其视作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以及知识分子心灵史的一个重要侧面，而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对其做整体研究的论文甚少，个案研究仅集中于极少数作家作品的专门研究，相关的论著根本没有，研究方法也略嫌单一，在这一领域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其三，将生态视野引入对民国旅苏游记的研究，是由旅外游记文本的特性及生态视野的包容性和丰富性所决定的，既具理论价值，也有现实意义。第一章研究民国旅苏游记中的社会生态，将不同年代旅苏游记对苏联社会的书写做了系统的梳理，指出：20年代的苏联书写是众声喧哗的，有瞿秋白和俞颂华的乐观主义叙述，有抱朴和徐志摩的否定和质疑，有江亢虎、李友兰的冷静审视，还有胡适的实验主义观照，它们反映了国人在师法苏联初期的多重思考；30年代，尽管旅苏主体的政治立场有所不同，但对苏联五年计划建设成就的介绍是所有旅苏游记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这使得其对苏联社会生态的写照在客观上呈现为程度不同的大致肯定，苏联形象可分为“瑕不掩瑜”、“白璧微瑕”和“理想国”三个不同的层次等级；40年代的旅苏主体或侧重于歌颂在卫国战争中经受住重大考验的苏联，或在回忆中构建集“真善美”于一体的苏联，或者代言式地全面歌颂二战结束之后的苏联，苏联的乌托邦形象建构终告完成。综观不同时期民国旅苏游记对苏联社会的写照，它们生动地记载了民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阶段性思考与探索。第二章研究民国旅苏游记中创作主体的精神生态。整体上看，民国旅苏游记作者们心系国家前途命运，自觉地担负起探索者的重任，其旅行和写作就是他们在重压之下积极抗争之表现，这体现了民国知识分子群体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旅苏游记也折射出民国知识分子心灵史的一个侧面：屡现于二十年代的自我表现、自我剖析及理性批判精神到三十年代即大大减少和弱化，到四十年代则几乎完全消泯，说明大部分知识分子在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逐渐放弃了“自我启蒙”和独立的自我意识，其最终走向“被启蒙”的宿命也经历了一个渐变的历史发展过程。另一方面，论文选取瞿秋白、徐志摩和邹韬奋做个案研究，指出：瞿秋白始终是矛盾的二元性存在，其精神探索和痛苦昭示了人文知识分子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艰难心路历程，也预示了“革命”对知识分子做出改造的必然性和复杂性；徐志摩是一个坚持个体本位的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他对苏联社会的冷静观照显示出其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独立批判意识；邹韬奋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去图解苏联社会现实的“观念先行”者，他将“自我”完全融入“集团”之中，在“革命”对知识分子做出强制改造之前，已经主动而不自觉地开始了“自我改造”。旅苏游记的写作实践表明：自觉或不自觉的“自我改造”是现代知识分子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一个必要前提。第三章研究民国旅苏游记中的自然生态。整体上来说，“自然”在民国旅苏游记中所占比重不大，处于被忽略和漠视的地位，但历史地看，旅苏游记关于自然的书写与其对苏联社会的描写及对作者的自我写照密切相关，有一条潜在的演变轨迹可循：瞿秋白和徐志摩秉承五四“个性解放”的精神传统，其个性特征在其对自然的观照中有着鲜明体现，描写自然的同时也在言说或形塑自我，此时的苏联形象处于晦暗不明之中；三十年代政治对“个人”的挤压，使得“自我”在对自然的写照中消失或弱化，自然本身的特征或魅力得以展现，无论是蔡运辰式的客观写照还是胡铭式的乌托邦意境营造，“我”与“自然”相比不再是表现和言说的重点，苏联的形象则有如旭日东升，变得明亮乃至于耀眼；四十年代，自觉的代言式写作使得“自然”与“社会”紧密关联，“自我”几乎完全消隐在对景色的描述之中，苏联形象也最终演变为真善美的统一体。影响民国旅苏游记自然书写的主要原因有四：其一是文化转型带来自然观的转变，其二是文体的自觉带来书写对象的变化，其三是作者出游目的的功利性、旅游心态及文学素养等主体因素，其四则在于苏联这一旅游客体之独特性。第四章研究民国旅苏游记的文学生态性特征。首先，论文借助生态文艺学和文学生态学的相关理论与研究范式，将旅苏游记的创作、出版和传播视作民国文学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以旅苏游记创作为中心，分别研究其与世界、作家及读者之间的“协同进化”关系，指出：民国旅苏游记的兴起是对其所处“世界”的内在呼应，它产生于时代之中，又是整个时代思想文化（包括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民国旅苏游记的勃兴与繁荣和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密切相关，反之，它也记录了民国知识分子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参与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形塑过程；读者群的存在是民国旅苏游记勃兴与繁荣的必要条件，后者对苏联社会及时和全面的介绍则使其获得了巨大的读者群，同时，读者期待影响着旅苏游记的书写内容、文体形式和基本主题，旅苏游记文本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着读者的阅读期待及思想行为方式。其次，论文对民国旅苏游记文本自身的文学生态性特征进行了探讨，指出其生态性特征主要表现为文体的丰富性，内容的整体性和有机性，以及其对中国古典游记的传承与发展。余论部分对民国旅苏游记内容的真实性问题进行探讨，将其置于国际旅苏游记的写作视野中进行观照，指出“写真实”是20世纪上半叶旅苏主体普遍面对的问题，而通过与历史事实的比照可以发现：民国旅苏游记所描写的苏联社会现实只是“局部的”或“主观的”真实。造成这一现象的主导因素包括如下几个方面：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具有开创性特征；共产主义理论本身具有极大的魅力；中国在国际社会生态格局中的劣势地位使旅行者容易对苏联产生“亲善”和“狂热”的态度；救亡图存的严重危机使旅行主体重国家而轻个人，不容易发现苏联的问题；苏联特有的宣传和外交策略容易对旅行者形成一种遮蔽。总之，论文将民国旅苏游记纳入生态视野进行观照，在前三章中按照其内容特征由主到次地对旅苏游记丰厚的思想内涵做了深入探讨，通过纵向和横向的多方考察，探究其作为现代思想史、文学史和知识分子心灵史的一个侧面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最后一章则参照生态批评和文学生态学的相关理念和方法对其文本的文学生态性特征进行了初步的探究。论文在研究方法上对前人有所突破，在对民国旅苏游记进行整体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见解实尚浅陋，但期能抛砖引玉，为深入研究民国旅苏游记做出有价值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