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人因其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督功能,在证券投资基金治理中发挥着保护投资者的作用。当管理人操作不当,投资者购买的基金产品损失巨大时,基金管理人由于资产规模有限,通常难以全额赔付,更有甚者逃避责任下落不明。购买基金产品的投资者不得不转向销售机构或托管人追索投资损失。在“阜兴系”事件之后,投资者向托管人索赔能否得到法院支持,托管人的监督义务的边界与认定标准等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争议极大。本文试图围绕托管人的监督义务这一中心问题,结合比较研究、实证研究及文献研究等多种方法,分为以下四个部分层层分析。第一章从托管人这一法律角色及其义务缘何产生这一问题引出了托管人的监督功能和此功能下托管的结构制度设计及我国实践。首先,本文通过介绍证券投资基金中的治理难题,引出了托管人这一法律角色,并指出其角色定位已从单纯的资产保管人衍生为更积极主动的监督者;其次,托管人的监督功能以不同的组织形式嵌于契约型基金治理结构中,就基金的三方当事人的关系而言,可分为分离模式、非分离模式以及特殊的受托人委员会模式,其中非分离模式又包含一元信托制与共同受信人制。我国基金法博取众长,采纳非分离结构,将管理人、托管人、投资者三方统合于一个信托法律关系下;同时由投资人作为委托人,修正了分离模式下的法理缺陷。“托管人”一词由我国基金法所独创,托管人应理解为信托受托人和财产保管人的合称。我国基金托管人的职责不限于传统的财产保管,我国基金法还将投资监督职责统一赋予其行使。第二章讨论了基金托管人的监督义务范围。托管人的监督义务贯穿于基金运作的募集、投资、管理、退出全过程,监督义务的来源可分为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首先,现行法律规定托管人的监督义务包括对于基金净值、投资指令、收益分配等事项的监督,规定较为原则,由此引发了实践中关于监督义务的范围及履行标准的争议。其次,法定义务除法律明文规定外,一般还认为包括托管人的法律地位带来的信义义务。笔者首先从财产归属、事务处理方式、责任承担方式三个方面论述了托管人与管理人不构成共同受托人;然后从信义权力和代理问题两个角度探讨了托管人监督义务的信义属性较弱。就信义权力而言,托管人的自由裁量权明显比管理人低。比如,当托管行发现管理公司存在违法违约行为时,其只能通知其进行改正,而无法直接制止或者改变其行为;从代理问题的视角分析,托管人也无权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代表基金行使权利,收费方法系固定费率,且比管理人更低。综上,笔者认为托管人应承担低于管理人的信义义务。最后,基金合同亦可约定托管人的监督义务,但实践中更常见的做法是,专业机构利用合同文本约定减轻或免除托管人责任。本文分析,在公募基金领域,关于托管人职责的规范被法律确定为强制性规范,基金合同不得免除其监督义务。而在私募基金领域,还需考虑其履行义务的客观可能性,例如,关于脱离其控制的资产,托管人对其运作做出不承担监督职责的免责条款,此为客观条件不具备使然,应认可其合理性。第三章为托管人履行监督义务的认定标准辨析。首先,学术层面、监管层面、司法实践层面和域外比较法层面关于托管人尽职履责认定标准的观点可大致分为形式监督说和实质监督说。本文认为在判断托管人履职标准时,不应依照既有的结论非黑即白的划分为形式监督和实质监督,而应从比例原则的私法适用以及动态要素论出发,结合不同监督事项,将争议焦点中的各项要素纳入综合考虑,以动态地选择托管人监督义务的认定标准。本文最后基于司法判例常见的争议事项进行了关于监督标准的类型化研究,主张对于标的为私募股权的划款指令,托管人应审查其形式性、合约性、合法合规性和真实性,而无必要对其进行价值判断。第四章聚焦于托管人违反监督义务的法律责任。若托管人对其应履行的监督义务未达到监督标准,证明托管人实施监督行为时存在主观过错,则托管人应当对投资者损失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法院在判决托管人是否尽到监督义务进而是否承担责任时,应以过错原则作为归责原则。投资者可基于侵权之债或合同之债向托管人索赔,这取决于二者之间有无直接的合同关系。在现行法律框架的规定下,托管人与管理人在一般情况下承担分别责任,仅在意思联络的特殊情况下才承担连带责任。在两者履行各自职责不存在意思联络时,应根据其违法违约行为与投资者损失的因果关系判断其应承担的责任类型。展开来讲,当管理人故意侵权,托管人因主观疏忽而间接侵害投资者权益时,托管人应根据其对损失的原因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承担按份责任的一般情形系,当二者均为过失行为,或仅在托管人为故意的情况下,损害结果并非主要由管理人造成,或者主要由托管人造成,此时对托管人适用补充责任不尽合理。除此之外,还应考虑托管人履职的客观可能性、履职成本、托管费用等综合因素确定其责任范围,体现权、责、利三者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