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近年来,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艾滋病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总体呈现出低流行的趋势,但是传播方式的构成发生了改变,经性途径传播已成为我国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且同性传播占相当高的比例。鉴于性传播方式的多样性和隐蔽性以及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社会敏感性,一些针对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及特殊人群的活动通常不宜由政府机构直接进行,如何更好地发挥公民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CSOs)在接触和服务高危人群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易接受性、灵活性、成本低),以及如何增强这些组织的机构建设和服务效能显得尤其重要。组织能力弱且资源匮乏、组织与其他部门联动少、成员对组织缺乏信任、组织目标及使命不明确等是艾防领域CSOs的发展弱势,而这些特征与社会资本的要素(网络参与、信任、支持、共同愿景)相契合,研究如何培育和丰富CSOs社会资本存量从而促进艾防领域CSOs绩效的提高,将对中国政府成功遏制艾滋病起到重要而深远的作用。目的本课题旨在从微观、中观层面梳理分析艾滋病防治领域CSOs的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及内涵,并从组织机构、组织执行、财务运营、文化维度厘清CSOs的绩效的指标评价方法,进而从理论和方法上探讨研究CSOs的社会资本与CSOs绩效的关系,最终为提高CSOs绩效,实现遏制与防治艾滋病战略目标提供政策指导和工作建议。方法(1)采用文献分析法和专家咨询与研讨构建组织核心成员个体水平社会资本、组织内部社会资本、组织外部社会资本、组织绩效测量指标体系以及社会资本与绩效关系的理论模型。(2)于2015年7-12月实施现场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与整群抽样及方便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8省的艾防领域csos进行横断面调查。组织的基本情况、组织绩效测量、社会资本测量均采用自行研究设计的问卷。(3)问卷资料采用epidata3.1进行数据录入,采用spss22.0进行基本统计描述、问卷信效度评估、社会资本与绩效的关系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amos17.0进行结构方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采用ucinet6.212进行艾防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的社会网络分析。结果(1)研究组织与调查对象基本情况。本研究共调查有效组织数212个,有效问卷数327份。其中艾滋病疫情一类省共调查104(49.1%)个组织,有效问卷177(54.1%)份;二类省共调查84(39.6%)个组织,有效问卷116(35.5%)份;三类省共调查24(11.3%)个组织,有效问卷34(10.4%)份。调查的组织中,草根组织134个(63.2%),未注册组织144个(67.9%);被调查组织2014年的组织经费、核心成员规模、成立时间、艾防服务年限的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分别为5万(10万)、4人(2人)、87月(58月)、7年(4年)。组织核心成员基本情况为:调查对象中男性居多,201人(61.5%);汉族306人(93.6%);19-30岁之间83人(25.4%),31-45岁之间152人(46.5%),>45岁92人(28.1%);106人(32.4%)未婚,186人(56.9%)处于已婚或同居状态,35人(43.1%)丧偶;中专及以下学历114人(34.9%),大专或本科学历192人(58.7%),研究生及以上学历21人(6.4%),有医学专业背景的107人,占32.7%,144人(44%)是兼职人员,这些组织核心人员中,146人(44.6%)是组织负责人。(2)测量工具的信效度分析结果。组织绩效测量量表包括4个测量维度和18个测量指标,各维度cronbach’salpha值范围为0.73-0.87,总体cronbach’salpha值为0.92,4个维度方差累积贡献率为68.549%。核心成员个体水平社会资本测量量表包括4个测量维度和19个指标,各维度cronbach’salpha值范围为0.65-0.92,总体cronbach’salpha值为0.79,4个维度方差累积贡献率为63.222%。组织内部社会资本测量量表,包括5个测量维度和19个指标,各维度cronbach’salpha值范围为0.67-0.90,总体cronbach’salpha值为0.91,4个维度方差累积贡献率为72.339%。组织外部社会资本测量量表,包括4个测量维度和17个指标,各维度cronbach’salpha值范围为0.64-0.85,总体cronbach’salpha值为0.86,4个维度方差累积贡献率为68.810%。结果显示4个测量工具,均具有较高的信效度。(3)组织基本情况与组织绩效。组织年度经费在2-12万元间的组织比经费低于2万元的组织执行绩效高(oddsratio[or]=2.41,95%confidenceinterval[95%ci]:1.15-4.39)、核心成员规模在3-5人的组织比规模在2人及以下的组织执行绩效水平高(or=2.91,95%ci:1.44-5.86)、成立时间超过9年的组织比成立时间少于1.5年的执行绩效水平高(or=3.76,95%ci:1.30-10.83)、艾防服务年限超过9年的比服务年限小于5年的执行绩效水平高(or=4.12,95%ci:1.73-9.83)、中流行区组织比低流行区组织执行绩效水平高(or=2.80,95%ci:1.11-7.09);在财务绩效方面,注册组织(or=2.71,95%ci:1.35-5.41)比未注册组织水平高;在文化绩效方面,年度经费超过12万元组织比低于2万元组织的文化绩效高(or=2.33,95%ci:1.07-5.07)、核心成员规模大于5人的比2人及以下组织的文化绩效高(or=3.07,95%ci:1.35-6.96)、成立时间超过9年的组织比成立时间少于1.5年的文化绩效高(or=3.44,95%ci:1.20-9.86)、艾防服务年限5-9年的及超过9年的比服务年限少于5年的文化绩效高(or=2.61,95%ci:1.38-4.95,or=5.44,95%ci:2.38-12.50);综合绩效的单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年度经费超过12万元组织比低于2万元组织的综合绩效高(or=2.37,95%ci:1.08-5.22)、核心成员规模大于5人的比2人及以下组织的综合绩效高(or=2.78,95%ci:1.23-6.30)、成立时间超过9年的组织比成立时间少于1.5年的综合绩效高(or=3.76,95%ci:1.30-10.83)、艾防服务年限5-9年的及超过9年的比服务年限少于5年的综合绩效高(or=2.11,95%ci:1.13-3.93,or=3.56,95%ci:1.57-8.03)。(4)组织核心成员基本情况与个人工作绩效。单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年龄高于45岁(or=3.96,95%ci:1.82-8.58)和是组织的负责人(or=2.40,95%ci:1.38-4.17)能够增加个人在组织中的威信水平。年龄在31~45岁之间(or=3.12,95%ci:1.77-5.47)与年龄大于45岁(or=4.74,95%ci:2.40-9.36)的核心成员比30岁以下的核心成员更能主动寻求与相关机构的合作,是组织负责人(or=1.63,95%ci:1.00-2.65),以及来自注册(or=2.08,95%ci:1.21-3.59)和非草根组织(or=2.48,95%ci:1.42-4.34)的核心成员更能主动寻求与相关机构的合作。大于45岁(or=2.33,95%ci:1.23-4.40)、处于已婚/同居状态(or=1.67,95%ci:1.00-2.80)、来自注册(or=2.56,95%ci:1.58-4.14)和非草根组织(or=3.18,95%ci:1.96-5.15)的核心成员更容易发表艾防相关的文章。年龄在31~45岁之间(or=2.27,95%ci:1.26-4.09)与年龄大于45岁(or=3.52,95%ci:1.85-6.68)的核心成员比30岁以下的核心成员可能被聘为专家或咨询人员,专职人员(or=1.89,95%ci:1.21-2.98)比兼职人员更多地被聘为专家或咨询人员,组织负责人(or=1.57,95%ci:1.01-2.44)比非负责人更多地被聘为专家或咨询人员。(5)结构型社会资本与组织绩效。本研究结果发现,个人社会网络水平越高,其成为艾防专家或咨询人员的可能性也越高(aor=2.08,95%ci:1.23-3.53)。组织内成员工作交往能够增加组织结构绩效(aor=2.30,95%ci:1.28-4.15)和执行绩效(aor=2.61,95%ci:1.36-4.99)。组织外部的网络参与能够增加组织的结构绩效(aor=2.28,95%ci:1.20-3.98)和文化绩效(aor=3.43,95%ci:1.85-6.35)以及综合绩效(aor=2.29,95%ci:1.16-4.51)。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发现,组织内部结构型社会资本对认知型社会资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554,p<0.01),但对关系型社会资本的影响路径(路径系数为0.103,p=0.14)、组织内分享的影响路径(路径系数为0.044,p=0.495)并不显著。社会网络分析发现,疾控中心是艾防领域csos联系最紧密的机构,点度值178,其次是服务对象、性艾协会、政府,点度值分别为169,155,143。(6)关系型社会资本与组织绩效。个体层面的信任(aor=2.44,95%ci:1.39-4.31)、支持(aor=2.99,95%ci:1.55-5.78)水平越高,其在组织成员中具有威信的可能性就越高;个体层面的信任水平(aor=1.82,95%ci:1.08-3.07)越高,其主动为组织寻求合作的可能性就越高。组织内部的信任能增加组织的执行绩效(aor=2.34,95%ci:1.22-4.49)、财务绩效(aor=2.49,95%ci:1.28-4.84)、文化绩效(aor=2.92,95%ci:1.52-5.62)、以及综合绩效水平(aor=5.05,95%ci:2.51-10.17);组织内部的支持能增加组织的结构绩效(aor=1.86,95%ci:1.01-3.42)。组织外部的支持能增加组织的文化绩效(aor=2.06,95%ci:1.12-3.80)。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发现,组织内部关系型社会资本会显著正向影响组织内分享行为(路径系数为0.338,p<0.01),进而对组织绩效产生间接效果。(7)认知型社会资本与组织绩效。个体对组织的归属感水平越高,其在组织成员中的威信(aor=1.87,95%ci:1.07-3.28)和主动为组织寻求合作的可能性就越高(aor=1.78,95%ci:1.06-2.99)。组织内部的共同愿景与组织的结构绩效(aor=1.91,95%ci:1.06-3.45)、财务绩效(aor=2.03,95%ci:1.07-3.83)、文化绩效(aor=2.21,95%ci:1.19-4.11)和综合绩效(aor=2.69,95%ci:1.38-5.26)有正向关联。组织外部共同愿景与组织的结构绩效(aor=3.16,95%ci:1.75-5.74)、执行绩效(aor=4.69,95%ci:2.48-8.85)、财务绩效(aor=2.93,95%ci:1.59-5.39)、文化绩效(aor=2.10,95%ci:1.13-3.91)以及综合绩效(aor=12.31,95%ci:6.05-25.05)均有正向关联。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发现,组织内部认知型社会资本不仅通过组织内分享行为影响组织绩效(路径系数为0.568,p<0.01),还直接对组织绩效产生影响(路径系数为0.375,p<0.05)。结论本次研究构建了艾滋病防治领域公民社会组织核心成员个体水平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体系及其量表、组织内部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体系及其量表、组织外部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体系及其量表以及艾防领域组织绩效评估量表,实证研究表明,以上调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较理想的结构效度。本研究发现组织经费、核心成员规模、成立时间和艾防服务年限与组织综合绩效有正向关联。核心成员个体层面的信任、支持、归属感水平越高,其在组织成员中具有威信的可能性就越高;个体层面的信任、归属感水平越高,其主动为组织寻求合作的可能性就越高;个人社会网络水平越高,其成为艾防专家或咨询人员的可能性也越高。组织内部社会资本存量与组织绩效存在正向关联,组织内的工作交往、支持、共同愿景水平高,能增加组织结构绩效高水平的可能性;组织内部的工作交往、信任水平高能增加组织执行绩效高水平的可能性;组织内部的信任、共同愿景水平高能增加组织财务绩效高水平的可能性;组织内部的信任、共同愿景水平能增加组织文化绩效高水平的可能性,组织内部的信任、共同愿景水平高能增加组织的综合绩效。组织外部的网络参与、共同愿景水平高,能增加组织结构绩高水平的可能性;组织外部的共同愿景水平高,能增加组织执行绩效高水平的可能性;组织外部的共同愿景水平高,能增加组织财务绩效高水平的可能性;组织外部的网络参与、支持、共同愿景水平高,能增加组织文化绩效高水平的可能性。组织外部的网络参与、共同愿景水平能增加组织的综合绩效。本研究丰富了我国艾滋病防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组织绩效与社会资本理论的实证研究,课题从个体水平、组织水平探索了认知型社会资本、关系型社会资本及认知型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组织绩效的关系,把艾滋病防治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的研究上升到社会资本理论高度,其主要研究内容为目前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亟待解决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从研究结果来看,应从艾防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的个人层面、组织层面培育和丰富社会资本,形成社会资本的内在良性互动,强化社会组织成员间以及组织与外部网络主体间的信任与合作,促成集体行动,从而促进组织绩效水平的提高,推进防艾非政府组织的可持续成长和艾滋病防治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