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山东省的扫盲运动，是在一个文化落后，人口众多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山东省并没有因此而背上沉重的包袱，相反，在扫盲运动中逐渐异军突起，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光辉的成就。不仅普通民众的扫盲工作快速推进，水利工地、盐渔民、解放军军营等各条扫盲战线也齐头并进，记工识字班、青年扫盲队等扫盲形式的创造以及业余教育事业的前瞻性，让山东走在了全国扫盲运动的前列，这一切都使扫盲运动的形式更加丰富，开创了文化落后省份实现大规模脱盲的先河。从运动史角度来看，在这场运动中，国家，地方干部与扫盲群众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博弈的关系，地方干部在执行扫盲政策过程中有时会出现拖延与推诿，扫盲群众也会采用温和的所谓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与不合作运动来抗衡，最后促使国家政策的调整。为了满足扫盲群众的诉求，国家在组织、宣传与财政方面提供了必要支持，然而部分群众并不能意识到扫盲的真正意义，被动地接受扫盲，使得扫盲成效难以巩固。“大跃进”时期，为了争当无盲县、无盲市，地方干部往往夸大成绩，使得扫盲结果并不真实。文章在力图还原山东省扫盲图景的同时，进一步对博弈状态下的运动式治理模式进行反思，以期对国家治理及教育进步甚至其他行业的发展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