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奇书,号称“中国上古百科全书”。该书内容驳杂,荒诞不经,令诸多知识渊博的人都望而却步。直到今天它依然是历代典籍中注释,诠释最少而疑问和难题最多的一本书。但近年来,随着民俗学和神话学的兴起,此书渐渐引起了国内外越来越多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的关注。随着《山海经》的外文译本数量的增多,英文译本也有所增加,然而令人惋惜的是,目前对其英译本的翻译研究却是不多见。鉴于此,笔者希望能够填补对《山海经》英译研究的一个空白。上世纪90年代,西方翻译界出现了“文化转向”,翻译研究开始由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转而开始关心其文化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操控学派的代表人物勒菲弗尔提出了“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控”的观点,并提出翻译操控的三因素说,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系统。然而在对操控理论进一步阐释和应用中,研究者们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认为操控理论过于强调译者“受操控”的一面,而忽视了译者自身对翻译行为的能动性。为了研究译者在翻译操控行为中的地位和角色,本文试图从译者角度出发,研究操控理论的讨论中很少涉及到的一点,即译入语文化之外,译者本人是否也参与操控了翻译过程。本文试以勒菲弗尔的操控说为理论基础,从译入语文化和译者的双重角度对特定文本《山海经》的三个译本,安妮·比勒尔1999年译本,鄭暁傑等1985年译本和王宏2010年译本进行分析和比较。本文主要从译入语文化的审美意象缺损、意识形态差异,和译者本身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译者对翻译文本的态度及动机、诗学观及翻译目的等角度来展开研究。从而发现译者既被操控也是操控者,即在翻译中,译者既受到译入语文化因素——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的操控,同时译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教育背景及个人成长过程中积累的翻译诗学等都操控着翻译行为,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