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大量史料和前人的研究文献,通过对清末民初滇商与浙商在商人、商人资本、商人组织作较为全面的比较分析,发现两省商帮的发展历程中呈现较多的不同点,原因是多方面的。纵观我国历史各个时期,封建王朝的民营经济长期存在,有增有减,有生有灭,王朝的兴亡替代就一直循环。商帮是我国的一种有着鲜明特色的经济形式,与地方经济发展相辅相成。历史上的云南,因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商业发展缓慢。清代,随着边疆开发的经济政策实施和云南社会经济逐渐发展,各省商旅纷纷入滇,从事经商贸易。省内商人虽也有发展但无论是数量,还是经济实力都较为弱小,省外商人是这一时期云南经贸的主力。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蒙自、思茅、腾越等口岸相继开关,滇越铁路筑成,商帮发展的外部条件有了显著的改善,云南商人抓住机遇迅速发展,成为云南民营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云南经济随之繁盛。同时,云南各地特别是在各府州县城、交通要道、物产中心建立了众多的省内外商人的会馆,这是云南民营经济崛起的一个体现。但是,长期以来,滇商的经营活动集中在商贸领域,商人资本大部分游离于新式产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等近现代经济行业之外,商人资本的运作呈现出单一性和不足性的特点,而这些新兴行业与商业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引致滇商未能朝着近代化的方向实现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发祥于东南沿海的浙商自古就有经商意识,较早便从事省内、省际、国际贸易。鸦片战争后,杭州、宁波、温州先后开埠,浙商凭借水陆之便的优势,立足自然资源的特点,广泛活跃在海内外市场,不仅在浙江还在省外、国外各商业城镇建立了相当数量的商人会馆,使得商人由分散走向联合。外省商旅在浙江各地的人数也很多,两湖、川广、江西各省富商大贾,蜂拥而至,为浙江的经济发展注入活力。更值得注意的是,浙江商人审时度势,迅速进军新兴产业领域,大胆引入新产品、新设备,形成商会等新式组织、开辟新的市场,成为许多新式行业的开拓者和领军人。同时,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近代浙江商人将金融、商业、产业资本联系在一起,资金相互挹注,推动工商业与金融业的双向带动发展,增强了自身的经济实力,加速了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在从事新经济活动的过程,浙江商人逐渐从传统商人的行列转向近代商人,从旧式商人组织转向新式商人组织,最终都推动了浙江商帮从一个传统商帮发展为规模较大、资财雄厚的近代企业家群体。但是,置身于封建社会的民营经济缺乏产权等制度的保护,这也注定了旧式商帮最终走向衰败。随着新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今天的民营经济历经风雨,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以民企为主体的商帮日渐兴起,在民营经济中扮演着最不可忽视的角色。发达的浙江民营经济已成为浙江经济的风向标,而浙江商帮的复兴是浙江民营经济充满生机的主体力量。40年间,云南民营经济成为云南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云南民营经济与浙江相较差距明显,云南民营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总量不大,云南民企的效益和竞争力不强。并且,云南民企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近代滇商在转型中遇到的困难有着共同之处。新时代,我国经济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要实现国民经济的全面复苏,需要民营经济的强力支撑。而民营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便是生长在那片土地的商帮。因此,扶持和发展新滇商是云南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最后,本文基于经济史的视角,通过对研究内容的考察,反思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当前壮大做强新滇商队伍,推动云南民营经济走上更快更好的发展道路建言献策,这是本文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