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日益频繁,跨国公司逐渐成为一种常见的企业经营模式。这意味着在同一个企业中,管理者和员工可能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所引起的企业员工的行为差异可能会导致误解、矛盾,甚至冲突,从而影响整个企业环境的和谐。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决策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尤其是在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环境下进行的决策。同一企业不同文化背景的管理层在决策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势必影响企业的决策效率和发展前景。因此,充分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企业管理者的风险决策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的来源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对企业决策中存在的冲突进行有效沟通、协商和解决。在此背景下,本论文主要考察以MBA群体为代表的中美企业管理者的风险决策行为差异。同时,本论文结合先进的功能核磁共振(fMRI)技术,以此帮助人们了解中美MBA群体风险决策行为差异的神经生理机制来源及其所涉及的不同心理认知成分,从而对行为差异进行解释。此外,影响风险决策行为及大脑神经机制的因素很多,在研究风险决策的中美差异时,必须考虑这些因素。本论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四个研究,从文化背景、人格特质和决策者参与模式几个因素出发,结合行为学、认知神经科学以及建模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中美MBA群体的风险决策差异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第一,通过行为学研究,采用经典的仿真气球冒险任务(BART),考察了中美MBA群体及中美一般大众的风险决策行为差异。行为学结果表明,美国高加索MBA群体的风险偏好水平显著高于中国MBA群体,而中美一般大众之间的风险偏好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论说明MBA群体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中美MBA群体的风险决策差异是这一群体独有的跨文化行为差异,提示对MBA以及企业管理者这一特殊群体进行研究的重要性。此外,仅在美国高加索被试中,MBA群体表现出比非MBA群体更高的风险偏好水平。结合以往的研究结论,本论文认为这些结果可能表明在美国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具有丰富商业背景和财富积累的企业管理者,往往具有比一般个体更高的成就动机和较高的自我评价水平,他们倾向于对风险持相对积极的态度,并表现出更高的风险水平。然而,在集体主义的中国社会,个人更注重与集体的相互依存关系,追求相同的文化价值观,接受相同的通识教育。在这种文化价值观下,教育或职业背景对个人行为的影响相对较弱。此外,亚裔美国人往往被视为同时具有中美文化特色的特殊群体,但对亚裔美国移民群体风险决策的研究却相对缺乏。论文进一步比较了亚裔美国MBA群体与中国以及美国高加索MBA群体的风险决策行为差异,结果表明,亚裔美国MBA群体的风险偏好水平明显低于美国高加索MBA群体。虽然与中国MBA群体无显著差异,但亚裔美国MBA群体的风险偏好水平在三组中最低。可能反映出这一群体由于文化认同感的相对缺失,从而影响了他们的风险决策态度和行为。第二,在证实中美MBA群体的风险决策行为存在差异的基础上,结合脑功能成像研究对中美MBA群体的风险决策行为差异进行解释。结果发现,与美国高加索MBA群体相比,中国MBA群体与亚裔美国MBA群体在风险加工阶段表现出更强烈的风险加工和风险规避脑区的激活,反映出他们更保守的风险态度。然而,与中国MBA群体相比,美国高加索MBA群体及亚裔美国MBA群体则在任务和结果动机加工区域表现出更强的激活,反映出他们专注于任务本身并存在较高的成就动机,这与他们在结果加工阶段“奖赏网络”更强烈的激活相一致。更重要的是,研究发现在MBA群体中,脑岛区域的激活水平与被试的风险行为偏好呈显著负相关,再次验证了行为学和脑成像的结论,说明对风险加工和风险规避更强烈的大脑活动关联着亚裔美国MBA群体及中国MBA群体较弱的风险偏好水平。第三,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个体自我评价人格特质(自尊水平、自我效能感)对中美MBA群体风险决策差异的调节作用,同样以中国,亚裔美国以及美国高加索MBA群体为被试。研究结果发现被试的自我评价水平在三组被试中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美国高加索MBA群体的自我评价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两组,亚裔美国MBA群体的自我评价水平处于三组最低,但是与中国MBA群体无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个体自我评价水平越高,其风险偏好水平越高,相应的,个体在风险加工过程中负责风险规避的大脑区域活动越弱。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发现个体的自我评价水平对不同文化背景MBA群体的风险决策行为差异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也就是说不同文化背景下MBA群体的风险决策行为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由于个体对自身评价的不同而引起,而这种自我评价的差异正是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体现。提示在有关跨文化研究中,应该尽可能考虑更多的其他相关因素,从而帮助人们更好的理解文化差异的来源。第四,前三个研究仅考察了 MBA群体在主动决策下的行为模式和大脑活动。但人类生活中还面临着一种常见却很少被研究的被动决策。在这种决策情景下,个体被动的置身于风险环境中,感受风险刺激的存在,却不能由自己主动进行选择。研究认为个体是否参与决策会影响他们对风险和结果的预期,并且与个体的控制感体验紧密相关,从而影响风险决策时的大脑活动。因此本研究重点考察决策者参与模式对MBA群体风险决策的调节效应,以及这种调节效应在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差异,以此反映出不同文化群体在风险决策过程中,个体控制感及能动性在行为中的作用。研究结果发现,在主被动两种决策模式下,中国MBA群体表现出的大脑活动差异显著小于其他两组,尤其是脑岛区域以及任务及动机加工区域。表明即使仅仅被动的经历风险情景,中国MBA群体依旧表现出一定的风险规避。此外,亚裔美国MBA群体以及美国高加索MBA群体在任务及动机加工区域的活动受到决策者参与模式的调节效应显著强于中国MBA群体,可能反映出个人参与、改变环境以及决策权力是他们的重要行为动机之一。这一推论与本论文所发现的决策者参与模式对大脑活动的调节效应与自我效能感的正相关关系相一致。本论文的创新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实验性地证实了中美企业管理者之间存在客观的风险决策行为差异。目前有关中美企业管理者风险决策的对比研究主要是对个体主观风险态度的考察,缺乏客观的决策行为指标。本论文采用经典的风险决策任务,实验性地证实了中美MBA群体之间存在客观风险决策行为上的差异,且这种差异并不存在于中美一般大众之间。(2)揭示了中美企业管理者风险决策行为差异的内在机理。理解组间风险决策行为差异的神经机制来源非常重要。本论文采用认知神经科学技术对中美MBA群体风险决策过程的大脑活动进行了对比考察。通过揭示大脑活动的组间差异,对应相应脑区的认知功能,可以更深刻的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MBA群体在风险决策过程中的哪些认知成分存在差异,从而表现出行为上的差异,对于理解跨文化差异有重要意义。(3)发现了亚裔美国MBA风险决策的“双文化”特征。目前的风险决策跨文化研究中,很少有学者对同一文化背景下不同群体的风险决策差异进行考察。本论文不仅对比了中美MBA群体和中美非MBA群体的风险决策差异,并且对亚裔美国MBA群体的风险决策行为进行了探讨。发现亚裔美国MBA群体在风险决策时与中国MBA群体类似,表现出较强的风险规避,同时也与美国高加索MBA群体类似,表现出较强的成就动机,存在“双文化”特征。这一发现对跨文化研究是一个重要补充。(4)构建了“文化背景-人格特质-大脑活动-风险决策行为”理论模型。风险决策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本论文发现与自我评价有关的人格特质对中美MBA群体的风险决策差异存在调节效应,从而建立了“文化背景-人格特质-大脑活动-风险决策行为”的理论模型,说明在考察认知行为以及文化差异时,应该考虑到与行为相关或者与文化因素相关的其他变量影响。最后,本研究首次考察了主被动决策模式对大脑活动调节效应的文化差异,这个结论反映出不同文化背景群体的行为动机所存在的差异,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企业管理者的哪些特质差异可能会引起风险决策行为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