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汉唐学术文化及其发展与世家大族的关系，陈寅恪先生认为，汉以后的地方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丁冠之先生也曾反复强调，魏晋世家大族对于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这些不刊之论，一方面从新视角规定了汉唐家族尤其是文化士族的大致研究方向，开拓了家族史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为微观的家族个案研究，如进一步探讨汉唐经学的传承、异同乃至逻辑连接与其之间的关系，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本文即以顺阳范氏这一典型的文化士族作为个案，着重以范氏家族的“经学人格”为主心，分别从经学传统的家族文化熏陶与范氏家族的中古经学贡献这两方面加以展开，从中掘发一个无法脱离玄、佛思潮的世家大族的文化应对与传统坚守。除绪论、补论与结语外，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四部分内容中：第一部分重在从家学家风上初步爬梳顺阳范氏经学世家的家族个性。首先是对处于经学中衰时代的顺阳范氏家族情况的综述，考察了范氏家族的起源及其世系，然后又着重论述了身处于这一时期儒学、经学不振的背景之下，范氏一族博学多通却又仍世守儒业、家传经学，成为迥异于魏晋风度的经学世家。第二部分是本论文的难点与重点，更是其“灵魂”所在。在余英时先生汉晋“士大夫群体自觉”这一观点的基础上，笔者提出范氏家族的“经学人格”这一概念，用笃经与守道、述道与弘道，框定与强固顺阳范氏的经学世家的文化个性，这可能是本文的最大闪光点。第三、四部分是范氏家族对“春秋榖梁学”的研究以及其家族对于经学观念的践行与推广，这两部分是范氏家族对汉唐经学所做贡献的焦点。其中第三部分比较深入地分析了作为汉晋家族经学典范的顺阳范氏家族的“春秋学”经学成就。在汉唐间“春秋学”的学术背景下，以范氏“榖梁学”为个案，来管窥汉晋南北朝经学极具时代特色的家族经学，并从中凸显范氏家族对中古经学的特殊贡献。显然，对范氏家族成员的“春秋学”尤其是其“榖梁学”成就逐一梳理与阐发，并全面探讨了范氏家族整体的《春秋》经传诠释特色，基本填补了当前的学术空白；第四部分则通过范氏家族对儒家经传的传播与儒家教育的推广，进一步延伸其经学贡献。这主要表现在范氏成员的言行践履与儒学官方教育的推行，也更是通过其文史作品而有所传达，堪称典型的就是大史学家范晔的《后汉书》中的论、赞部分中所大量引用的儒家经典，及其以儒家道德观念评价历史人物。通过将经学世家的顺阳范氏家族，置入中古文化流变尤其是汉唐经学传承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我们大体可得知，在中古经学史上，由孔孟儒学、两汉经学长期熏陶，而经学观念又造就、支撑其文化个性的顺阳范氏，具有汉唐间的任何一个其他文化士族都无可取而代之的独特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顺阳范氏家族对经学的整理、诠释、传播乃至经学信念的固守与弘扬，在汉唐间就极可能会出现经学尤其是“榖梁学”上的学术断层，更难说中唐以后经学的再次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