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税负是整个税制结构的核心,影响甚至决定了税收制度和政策的设置、调整,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密切相关。因此,宏观税负问题一直饱受学者、官员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而目前我国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我国的纳税主体——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总感到税负沉重,企业效益不断下滑,更有实体企业家发言“中国税负过重”,甚至出现企业外逃现象。国际方面更有特朗普政府减税带来的冲击。但与此同时,国内各项减税政策也从未停止,从轰轰烈烈的全面“营改增”到供给侧结构性减税,以及一些更加细致的特定减税政策。各项政策的同时实施、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使得判断我国宏观税负高低和决定我国的宏观税负调整方向成为一件尤其艰难的事情。本文旨在通过建立合适的宏观税负比较口径,比较中国和欧盟国家的宏观税负,为我国宏观税负的调整方向提供参考建议。首先,本文从宏观税负的定义出发,参考了相关文献明确了宏观税负的概念。根据西方财政的宏观税负的定义是“整个税源总体的税负状况,通常以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或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将“税收”和“税源”进行对应,即调整“税收”的内涵,使其税源都征收自“国内生产总值”。基于这一思路,构建本文的宏观税负概念,当年与国民经济流量有直接对应关系的部分税收(不包括“财产税”或者“财富税”)与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比例关系,也可称为宏观税负率。其次,按照严格税收法制原则、国民经济税费原则、国际可比原则和政府总收入原则,建立了宏观税负的4个口径,得出本文国际可比的宏观税负=(税收收入-财产税)/国内生产总值,基于这一口径对中国和欧盟的宏观税负进行比较。比较发现,从宏观税负率的角度来看,2007——2015年间中国的宏观税负一直处在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以下,发展态势良好。而税负结构方面,可以发现中国的间接税税负高于大部分欧盟成员国,直接税税负低于欧盟成员国;欧盟国家所得税、货物和服务税及社会保障收入三者之和在整个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大,三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但中国货物和服务税则明显高于所得税和社会保障收入;欧盟国家的所得税中,个人所得税比重大于企业所得税,而在中国这种情况恰恰相反。再次,依据税收负担原则的经济增长原则和合理负担原则,基于本文确立的F0、F1、F2口径的宏观税负,引入Barro(1990)模型,通过构建时间序列模型,分析中国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便更准确地评价中国的宏观税负高低。最后,根据本文的结论,分析我国的税负痛苦感一直居高不下的原因,具体包括:中国税负结构的特殊性,中国绝大部分的税都是向企业征收的;企业“综合税费成本”高;税收收入很难做到专款专用,政府机关事业群体有过于冗杂的趋势,行政管理成本偏高,社会保障水平略低。针对本文分析结构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推进税制结构改革,尽快改革个人所得税,优化增值税率;以法治为导向,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彻底清理各项收费,推进费改税;规范政府性基金收入和社保基金收入;提高税务机关征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