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法律制度和经济法学研究的一个逻辑起点,在经济法律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中的困惑无不与之有关。市场存在垄断、负外部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收入分配不公等失灵,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加以干预,而政府的干预行为需要法律制度加以规范,以减少政府失灵,这个逻辑在经济法的独立性纷争中已得到充分论述。尽管“市场失灵”在中国经济法理论中享有自然科学中公理一般的地位,但这个概念的形成却以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为社会原型,我国的市场化形成路径与西方发达国家完全不同,因此对“市场失灵”这个舶来品如何适用于我国的经济法律建设还应当区别看待。法律制度与市场交易、政府干预紧密相连,但是我国在过去计划经济的长期影响下,对于法律构建有着过度的迷念,尤其对于公权力管制私权利有着强烈的依赖,对于市场、私权利的强大内在力重视不足,对于制度科学性、可行性的重视度也严重不足。实际上制度只能是手段,不能成为目的,故而在任何阶段都不能放纵对制度的迷恋。更何况制度也存在制度替换、制度违背、制度投机、制度抵制、制度敷衍、制度附加、制度误用、制度照搬等失灵,不合理的法律制度无疑反过来成为改革的阻力,影响法律的实效。研究制度失灵可以使经济法律制度更好的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依据这样的逻辑,本文意在探寻市场、政府和制度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明确市场的决定性地位,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使经济法律制度更好的契合市场的需求,从而推动经济法学的发展。本文内容加上引言和结论一共有六个章节。第一章引言交代了本文的写作的时代背景。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市场化改革目标,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这样的时代下,探讨政府、市场、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具有迫切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二章分为三个小节,从三个方面解释了论述市场、政府和制度的关系的必要性:一是当前我国的反市场化现状严重,市场化改革要求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二是现行经济法律制度与市场的契合度不足,对于政府行为的约束不足,与我国依法治国的理念相背离;三是在法学学术界对于制度的研究以及市场决定作用下制度如何适应市场机制探讨不足。第三章分为四个小节,从四个方面抽离出中西方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验:一是我国对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认识及西方经济学所主张的市场经济的运行逻辑;二是市场的发展离不开制度的保障,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市场交易、市场竞争等法律制度是稳定市场秩序、促进市场交易必要保障;三是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市场失灵分为效率性市场失灵、公平性市场失灵和不成熟性市场失灵,不同的市场失灵有不同的政府干预;四是公共政策失误、公共产品供给低效等政府失灵需要法律制度加以约束。从这些经验总结中可以梳理出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与市场、与政府的密切联系。第四章分为四个小节,论述了市场机制、政府干预与制度中心主义,主要有三层意思:一是应然上制度是市场自由发展、政府依法干预的保障,但是不能因此而陷入制度中心主义的错误逻辑之中,制度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更非万能,制度中心主义不能实现真正的法治经济;二是制度也存在失灵,并介绍了制度失灵的类别和表现,分析了制度失灵的原因;三是制度中心主义对于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影响。第五章分为三个小节,论述经济法如何与市场机制、政府干预相契合。首先要明确市场的决定地位,充分鼓励市场自主,减少不成熟性市场失灵。其次政府干预也应当尊重市场机制,政府干预市场应当尽量减少微观监管,增强宏观调控的法治化,落实放管结合,建立公共服务性政府。最后,就经济法如何契合市场做出了以下几点建议:一是针对基础产业、土地、金融、环境等当前改革的重点领域应当做好法律的配套工作;二是在改革的不同阶段做好法律制度的过渡性安排,减少改革的风险;三是从立法、执法、守法及法律责任体系建设方面入手,提高立法质量,减少制度失灵。第六章总结,概括论述了在经济法学的视角下,政府、市场和制度各自的角色、功能、以及相互间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