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新浪微博推出内测版开始，微博作为国内媒体的新生事物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熟识和利用，甚至连传媒本身也开始倾向于利用微博和受众进行互动。微博的大量使用，给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受众送来了话语权，也因此打破了长久以来，由传媒所结构起来的“一言堂”局面。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社会是由文化关系构成的，而文化关系则表现为各种文化活动，即人类从事的物质生产与精神思维活动。结构主义是在极力探求隐藏在各种关系背后的“中心主义”。这一切活动都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因素－－信码（符号），不同的思想形式或心态是这些信码的不同的排列和组合。一个文化意义的产生与再造是透过作为表意系统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而组合起来的。传媒通常作为政党喉舌与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不论是从新闻选材、报道内容的组织以及节目的编排方面，还是从传媒制作过程中所受到的外部制约（例如政治权力的渗透、市场需求的制约）它们都在围绕着一个目的，即为当局者掌控话语权而服务，传媒所“结构”起来的主控话语权因而不可能落在受众手中。但随着微博的出现与迅猛发展，传媒所掌控的主控话语权，面临着被解构的危险。微博凭借它独特的传播特点及传播优势，对传媒建构起来的话语主控权进行“去中心化”的解构，将话语主控权交到受众的手中，并且在消解中心的同时又重新建构起一种新的话语模式，在传媒与受众的话语权之间搭建起一座沟通桥梁。传媒由于受到种种限制以及专业制作特点，它在拥有主控话语权方面有着绝对的优势和强势，不可能在传播过程中让渡自己的话语主控权，是微博让受众实现了对话语的主控权，但微博自身又存在缺陷，只能发表140字，且缺乏足够的把关机制，容易产生碎片化记忆与虚假信息等，这又是从事专业化、一体化操作的传媒所具有的优势，由此看出传媒与微博之间又存在一种胶着状态，可以相互借鉴与利用，共同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