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通过揭露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文化霸权的实质来消除“欧洲中心”和“西方权威”,提倡多元文化研究的潮流,发展东西方之间由对抗到对话的新型关系。该理论被应用于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现在被称为后殖民翻译理论。后殖民翻译理论从后殖民视角考察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翻译行为,关注隐藏在译文背后的文化之间的权力斗争和权力运作,认为翻译从来都是殖民征服、殖民统治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也是殖民地人民摆脱殖民枷锁、抵抗新殖民主义的一个有力武器。传统的翻译理论一直从微观视角来考察翻译活动,把翻译看成一种纯语言之间的转换活动,认为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而后殖民翻译理论则把翻译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和政治的大背景之中,宏观地考察翻译与文化霸权、翻译与意识形态、翻译与译者文化身份之间的密切关系、站在弱势文化的立场上来探讨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命题。　　 本文试图通过对理雅各与林语堂《论语》翻译的比较研究来探讨后殖民主义视角下归化与异化两种翻译策略的应用。归化派坚持以目的语文化和译文读者为归宿,应用译语的语言和文化特色代替源语,尽量传递给译文读者透明流畅的译文。异化派主张以源语文化和原文作者为归宿,认为应尽量保留原文的语言特色和文化因素。理雅各主要采取了异化的策略,其译本最大的特点是力求忠实原文,译笔严谨细腻。他的译本长期被奉为“标准译本”,在译界享有极高的地位。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和西方文化浸染的林语堂,在《孔子的智慧》一书中对《论语》进行了选择性翻译,篇章也重新编排。在其编译《论语》的过程中,他选取能表现孔子幽默、大度、富于智慧的章节;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中,他也充分考虑到英文读者的需要,竭力塑造一个摒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教条主义桎梏的新孔子。他强调“忠实、通顺、美”的标准,“传神”的原则,归化和异化交替使用的翻译策略,使得体现其翻译标准和原则的翻译实践得以实现。两位译者采取了几乎完全不同的翻译策略,他们的译本为我们研究归化和异化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素材。　　 对理雅各和林语堂的《论语》译本的分析研究目前国内已有部分学者关注,但对两者翻译策略探析的比较研究尚属鲜见。本文试图通过对比分析探讨最佳翻译策略:即应根据具体文本、具体情况决定采取何种策略,归化与异化并非截然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