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实施权力,人民通过自己选举出来的人大代表为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发声。但是相对于在纵向法律关系属于弱势地位的大多数普通公民而言,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或者想在政治上表达看法时,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信访。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攻坚期和深水区,多方矛盾利益叠加,某些个人或群体特殊的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关系得不到有效调解,导致信访案事件大幅增加。为有效管理和调解信访行为,国务院在2005年颁布《信访条例》,对一些不符合条例规定的信访人无理缠访、闹访、非法访上访行为,慢慢发展出非正常上访这一概念。非正常上访行为产生一些不可避免的弊端,像影响政府办公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纠纷解决方式的社会性误导导致法律功能落后、更严重的可能会影响国家安全,非正常上访在当前已经是国家治理中的一大不稳定因素,如何有效调解这一不稳定的社会关系,是当前国家治理能力的一大考验。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建设法治政府正在稳步推进,通过依法行政、依法执政来建立良好的司法秩序和守法环境,是减少信访行为,尤其是非正常上访行为的大前提。从法律角度看,解决信访问题,本质上即调整信访人和信访相对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使信访人和信访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达到平衡。本文运用法治思维,从提升政府法治能力角度出发,运用教育手段来探讨有效解决非正常上访这一社会难题。本文作者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调研、经验总结等方法,分析非正常上访的原因及特征,论证非正常上访人员的可教育性和必要性来说明对非正常上访人员进行教育来解决非正常上访行为的可能性,最后通过总结之前对非正常上访人员教育失败的原因引出对非正常上访人员教育的对策,并结合相关案例来进行分析。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非正常上访原因及特征分析。对非正常上访原因分析主要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讨论,主观方面主要是从信访人角度分析,客观方面主要从政府行为方面分析。从客观方面看,首先,个别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司法的过程中,缺乏依法行政、依法执政的观念和能力,导致社会矛盾的冲突与发生,从而引发信访案事件,甚至非正常上访;其次,信访机制存在弊端,部分考核制度和追查机制成为非正常上访人员的保护伞,导致非正常上访行为愈演愈烈;再次,政府维稳导向导致在敏感时间节点敏感地区越级非正常上访行为增多;最后,受传统的人治思维模式的影响,部分公民信权不信法,致使本该法律调解的权利和义务运用信访行为来解决。从主观方面看,部分公民对个人的利益过分追求和思想极度膨胀导致权利与义务的失衡,引发非正常上访;同时个别公民的文化水平和素质较差,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非正常上访行为的严重性,导致非正常上访时有发生。从普遍发生的非正常上访行为看,对非正常上访行为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非正常上访行为具有非法性;二是,非正常上访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三是,非正常上访的复杂;四是,非正常集体上访出现严密的组织性及网上串联的特点。第二部分,通过教育方法来解决非正常上访问题的可能性分析。目前国内对非正常上访行为的解决大多从法律层面进行分析,在建设法治社会大环境下从司法层面解决非正常上访问题是社会的大趋势。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层面,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方面来讲,加强对非正常上访人员的法律、心理、道德教育,提高非正常上访人员思想境界和个体素质,研究探索一条缓和群众和政府矛盾的和谐道路,在当前我国也是解决非正常上访问题的有效途径。本部分主要从对非正常上访人员进行教育可达到推行法治的目的、处理非正常上访人员运用教育手段适应国家治理方略、可用心理干预来达到对非正常上访人员进行教育的目的、对非正常上访人员进行教育可提升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四个方面来展开论证。第三部分,在对非正常上访人员的教育上,部分国家机关也在做一些努力和探索,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本文从信访机制中教育环节缺失、教育内容缺乏针对性、教育方法简单甚至于法不合、教育效果无效甚至相左几个方面分析目前在教育非正常上访人员方面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非正常上访人员教育对策分析。本文通过提升政府法治能力、对公民进行普法守法教育以及建立非正常上访人员教育机制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在提升政府法治能力方面,从提升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教育非正常上访人员以达到推行法治目的两点展开论述。在普法守法教育方面,从普遍的法律宣传、发动先进力量对非正常上访人员进行教育帮助和运用警示教育达到促进守法目的三点展开论述。在建立非正常上访人员教育机制方面,从设定教育专职岗位、制定专职教育人员的岗前培训及考核制度以及制定完善的教育制度上进行分析。最后,对非正常上访人教育对策进行理论归纳和实践化研究,得出通过建立完整的针对非正常上访人的教育疏导机制,使该项制度运行法治化、规范化、常态化,大部分的非正常上访在一系列完整的教育措施之下是可以避免和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