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联合作用下,我国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可以预见的是,养老压力将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严峻的挑战。不仅如此,我国还存在“未富先老”的问题,养老保障和社会保障制度亟待完善,家庭养老仍是最重要的养老方式。但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家庭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家庭户规模不断缩小,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家庭成员间的物理距离拉大,子女在人力资源的匮乏使得老年人在精神慰藉上的养老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因此,老年抑郁作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值得政府和学术界加强重视。目前,在子女数量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这一问题上,已有文献并末得出一致而统一的结论。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OLS回归和工具变量实证分析子女数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并估计各个中介变量,定量识别影响老年人精神状况的机制。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回归被细分为四个子样本。被解释变量是老年人的抑郁症状,用CES-D抑郁量化表分值来衡量,核心解释变量是子女数量。OLS回归结果表明,子女数量与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存在U型的相关关系,对无子女的老年人和有多个子女的父母来说,抑郁的风险更高。而对城市样本的回归发现,生育2个子女的父亲的抑郁症状显著高于独生子女的父亲。对比城乡回归结果,本文发现相关性存在城乡差异,子女数量对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影响更大。农村老年人从其他渠道获得支持的能力较弱,因此,来自子女的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除此之外,婚姻关系也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产生影响,伴侣能够有效地缓解压力和预防抑郁,起到保护性的作用。与基准模型相比,加入中介变量后,子女数量的回归系数变化较为轻微,也并未改变其显著程度。亲密的家庭关系对抑郁起到的正面效果会被代表经济支持和情感交流的变量所削弱这一假设并未得到证实。此外,对身体健康状况的回归结果表明,老年人的身体越健康,自理能力越高,抑郁水平越低。身体状况差的老人在生活上更加地依赖他人帮助,生活质量较低,往往承受着慢性病的折磨,容易产生悲观抑郁的情绪。除此之外,本文利用面板数据,分析了抑郁症状的动态变化,还考虑到未成年子女和成年子女的差异,将未成年子女加入到基准模型,发现补充变量并不改变回归的结果。最后,本文通过使用工具变量控制家庭生育决策的内生性,与基准回归进行对比分析,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强老年人健康教育和预防治疗。加强老年抑郁及常见病的知识普及和宣传,加强对老年抑郁的早期筛查,开展心理关爱行动,加快基层精神疾病机构的建设,加大对农村地区养老服务的投入,不断建立健全农村老年人关爱服务机制;第二,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一方面,政府和社会应该鼓励有能力的老年人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余热,另一方面,丰富城乡地区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交活动,组织各类文娱集体活动,为老年人提供人际交往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