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我国互联网经济和产业的迅速发展,虚拟财产的种类和价值都远胜从前,成为个人财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从2003年虚拟财产第一案的发生,虚拟财产走进学者的视野,掀起研究虚拟财产的第一个高潮。近年《民法总则》的编纂过程中,关于虚拟财产的性质和地位产生极大争议,最终仅作出宣示性规定。从法律层面看,我国在保护虚拟财产制度的构建上任重而道远。目前,我国学界对虚拟财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界定、法律性质等基础性问题,对如何通过完善法律制度进行保护的研究成果并不丰富。通过对近年来侵害虚拟财产案例的整理和分析,发现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适用归责原则和举证责任分配均有所差别,造成案情相似判决不同的问题,不利于对受害人的救济和司法公信力。侵害虚拟财产属于网络侵权领域的一种,理应将《侵权责任法》第36条作为裁判依据,但侵害虚拟财产行为具有的特殊性也不容忽视。统一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6条,忽略财产权与人身权、知识产权之间的区别,和立法目的不相匹配。统一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则未考虑网络服务运营商与普通用户的举证地位不平等,受害人诉讼难度大。因此,侵害虚拟财产行为应根据不同主体构建多元化的归责原则。在第三人作为侵权主体时,可继续采用现普遍适用的过错责任原则。在网络服务运营商作为侵权主体时,由于其举证能力的优势地位,应加大责任,采用过错推定原则。由此带来的举证责任分配也应随之调整,受害人对传统的“侵权行为”和“损害事实”进行举证,将“过错”和“因果关系”两个要件的举证责任倒置给侵权人,使双方在诉讼中的地位更加平等。现有法律规定的内容无法满足对虚拟财产规范的需求。因此在侵害虚拟财产行为归责原则的制度构建上,有必要将其纳入到侵权法体系中,作为特殊侵权行为进行规定,更能体现立法的精细化程度。除此之外,对于网络服务运营商的安全保障义务可由相关部门进行立法,对于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可由民诉法司法解释予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