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在跨越了一个世纪的历程中逐渐成熟,随着讨论的深入开展,研究者已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现象分析,一系列深层的理论问题浮出海面:如大众文化的审美属性问题,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关系,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主流文化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大众文化自身的价值意义等。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每个研究者在思考过程中都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把单个的问题分析纳入到大众文化的整体研究中去,以完成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的自身建构。 本文试图以“日常生活”为总体线索,通过对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日常生活对大众文化的影响、日常生活在大众文化中的存在形态等问题的分析,进一步思考上述问题,并将之联系起来,以求在整体上把握大众文化的内在本质、梳理中国大众文化的复杂现象,于理论探讨和实践批评中促进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自身完善。 论文主要分三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以大众文化研究为立足点梳理“日常生活”范畴,认为“日常生活”在哲学社会学领域主要经历了一个从“依附‘非日常生活’”到“确立本体性地位”再到“彰显自身价值和意义”的过程:①早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个人的物质生活就因为能够维持个体的基本生存而具有相对于其他活动来说的优先性:随后,胡塞尔把“日常生活世界”看成是一个未被意向性阐释的对象,认为它是“哲学世界”的原初性基础,具有自己的本体性地位;海德格尔通过对闲谈、两可、沉沦等日常生活存在状态的分析,强调了“日常生活”的前存在性;卢卡奇和列菲伏尔则把“日常生活”看成是资本主义异化的主要领域,提出要消除资本主义异化现象,就必须进行日常生活批判。此阶段的“日常生活”范畴研究从不同角度凸现了“日常生活”的本体性地位,但此时大部分理论家关注“日常生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日常生活”与对抗资本主义异化、挽救欧洲科学危机、实现总体人性等形而上层面的任务相比,仍然处于稍次一级的地位。②确立“日常生活”的本体性地位,并不是“日常生活”哲学的最高成就。沿着这一研究线索,一些学者开始揭示出“日常生活”范畴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和个体再生产层面上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从前者来说,法国年鉴学派的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日常生活”作为影响历史发展的“中时段”,既是构成“长时段”结构的基础,又是“长时段”结构的直接呈现者和“短时段”历史事件的内在决定者,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从后者来说,不管是“自在存在”的生产方式还是“自为存在”的生产方式,“日常生活”都是个体再生产的家园,它不仅以“非日常生活的源泉滋养地”身份出现,而且具有了自身的意识形态属性和自主性政治功能,日常生活范畴开始呈现出独特的性质特征。③从“日常生活”自身的性质特征来说,作为自在的对象化领域,“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以“重复性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而后者以“创造性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此外,与重复性思维相伴而生的,是“日常生活”的实用主义原则、模仿和类比特性、对安全感的追求和以愉快、有用性为旨征的日常生活满足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