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规制理论认为，对于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公用事业，政府必须加以直接干预，限制市场进入并控制垄断经营者的价格或报酬率。但Demesetz认为，如果对公用事业的进行竞争性拍卖，通过市场的竞争代替市场内的竞争，最优秀的企业必将在被削除垄断利润的基础上赢得特许经营权。这样，无需政府的直接规制，公用事业的运营效率便会大大提高。自德姆塞茨提出其理论框架以来，特许权拍卖已在各国的公用事业领域中得到运用，近年来更是不断吸引学者的关注。随着我国公用事业的规制改革和民营化进程的加快，这一制度也必将在我国得到广泛的运用。本文将根据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体制环境，系统地探讨如何将它运用于我国的公用事业。论文第一部分将运用现代拍卖理论诠释特许权拍卖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本论文按最低线性费率法建立基准模型。在稀有价值、独立性、对称性、风险中性和非合作行为这五个基本假定下，该模型显示：无论是英式拍卖和第一价格拍卖，最有效率的企业将获得特许权，拍卖机制是有效率的。而且，只要竞标人数足够的多，获胜企业的垄断租金就会被耗散，结果它只能得到正常利润。不过如果放松模型的基本假定，当特许权具有共同价值特征、竞标者之间呈现不对称性时，英式拍卖与第一价格拍卖的分配结果就会出现差异。另外，拍卖人为确保收益的最大化，应设置一合理的底价，使得拍卖所获得的社会福利至少不低于直接规制下的情形。基准模型的分析方法还可推广至拍卖多个特权项目的情形。如果各项目之间存在明显的经济互补性，则应考虑允许竞标者竞投多个标的，比如采取目前比较流行的同时增价拍卖和组合竞投拍卖。除最低线性费率竞标法之外，特许权拍卖还可采用最优非线性费率法、最高总付额法及最小补贴法。前三种方法适用于收支至少可以平衡的事业，后一种方法只能用于亏损性项目。就福利水平而言，非线性费率竞标法最优，其次是线性费率竞标法。第二部分将结合实证材料和最新理论成果讨论如何克服特许权拍卖所面临的主要技术性问题。前面的拍卖模型都局限于理想状况，<WP=3>具体运用特许拍卖制度还需解决诸多技术性问题。首先在拍卖机制的设计上，要注意竞争的强度和维度问题。竞标过程必须足够的激烈，以尽可能地减少特许商的超额利润。主要的办法是增加竞标者数目，让消费者分摊一定的成本，采取歧视性拍卖及制止竞标者之间的合谋。当事业的服务质量与价格对消费者同等重要时，潜在进入者之间的竞争将同时在价格和质量两个维度展开。这时，拍卖人可以通过合理的评分规则实行多维拍卖，仍然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其次在特许合同的执行过程中，因需求和技术等因素的不确定性，不论是短期合同还是长期合同，都存在各自的缺陷。要么降低了特许商的投资积极性，要么容易诱发机会主义行为。可变期限的最小收入现值法拍卖则能有效克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其优点体现在：降低需求风险，减少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简化合同，提高竞争效率及增强事前项目的甄别。另外，合同双方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也是应予注意的。但实证分析表明，受声誉机制、惩罚性条款、垂直一体化及当地政府的买方垄断力量等诸多因素的制约，特许商的机会主义行为并不严重。再次，合同结束时还会涉及固定的资产转移问题。最近有学者建立了使资产转移价格内生化拍卖模型，尽管其理论富于吸引力，但距离实际的运用尚远。最后，特许商为追求垄断利润，可能会进行寻租活动，收买政府及其代理人。政府应通过拍卖机制的设计、特许合同的安排和特许机构的设置等方式来尽量减少寻租活动。第三部分分析特许经营在我国公用事业领域的运用前景。在我国公用事业的发展还比较落后，政府财力紧张的背景下，它不仅是一种改革公用事业规制体制的手段，还是一条吸引私人参与的有效途径，在城市公交线路、垃圾收集甚至铁路运输等行业都具有较为广阔的运用前景。需要注意的是，特许拍卖制度的操作严格依赖有效的市场机制。但因我国经济尚处转轨时期，市场机制的运行受很多条件的制约，诸多制度性因素会妨碍它在我国的运用：政府缺乏承诺、规制者易被俘获、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和多重目标、较高的公共资金成本、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财政和就业压力及政出多门。最后一部分根据我国的体制环境提出了系统的实践措施，主要包括<WP=4>六个方面。在竞标方法的选择方面，应考虑信息、公共资金的成本、政府行为及事后重新谈判合同的可能性等因素。对于经营收支至少可以平衡的公用事业，应采用最高总付法。它有利于减少拍卖成本，提高政府的激励并减少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对于亏损性的事业，应采用最低补贴法。尽管它仍存在一定的效率损失，但能减少政府的财政补贴。在引入特许制度的过程中，应考虑改革的成本和风险。各国的实践经验比较肯定渐近式特许，即将一项非常庞大的公用事业项目分解为若干小项目，一次性全部出售或分阶段出售。尤其是后一种方式能大大减少需求、成本及政策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然而当各项目之间存在经济上的互补性时，则应考虑采取同时增价拍卖方式，既能使竞标者利用这种互补性，提高运营效率，又能增加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