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创造社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学术份量也日益沉实，但却相对忽略了一个显在的事实——创造社有着一贯的办刊传统。这些期刊对创造社文学观念、文学创作和当时的文坛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创造社中期的代表性刊物《洪水》。通过对杂志及其相关原始史料的细致解读，可以发现：《洪水》不仅是研究创造社中期文学创作、文化活动及其初步“转向”的重要文献，还是研究当时文化市场、社会思潮和左翼文学话语的宝贵资料。全文分为三个部分： 一、文化市场中的《洪水》 本文首先将《洪水》纳入到当时文化市场和文学生产运行机制中，通过考察《洪水》编辑者与作者、读者的关系，编辑手段与编辑策略，出版社的商业操作谋略等诸多要素的相互影响，进而发掘《洪水》的生产者与市场需求者的互动关系及其历史经验。大量史料证明：《洪水》编辑立场的确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最初以发泄躁烈的情绪为主导而仓促面世，其编辑方针、市场预期与技术性手段都无所准备，但出乎意料的读者反响给了编辑充分的信心，使编辑意识到了刊物的对象群体——读者市场的重要性，也为编辑在主观情绪与客观市场之间找到了一个协调二者的转码器，进而促成了刊物编辑立场的初步确立。之后《洪水》的编辑同人以诚实公正的态度回复读者的褒扬与指摘，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服务于读者，同时又大量采纳读者来稿，依靠读者力量的支持来办刊，从而构建起以“读者为本位”的编读双方平等通畅的沟通渠道。创造社出版部的成立不仅使中期创造社和《洪水》杂志的经济自主权得以确立，而且这种出版市场的介入还使创造社同人被赋予了多重“文化人”的身份——既是文化生产者，又是文化经营者，编辑出版行为也更趋职业化了。此外《洪水》编辑还根据读者不同层次的需求来协调和配置杂志的内容资源，以刊物内容的前导性、作者队伍的兼容性和热点问题的争鸣景观，吸引了作者。 二、《洪水》上的“两种声音” 本文将具体“作品”作为显示《洪水》特色的一个重要现象进行关注，对其进行分类、细读，分别从社会时政类文章与纯文学作品(主要指小说创作)的共存与碰撞现象，论述中期创造社社会思想酝酿转型与文学创作手法及审美倾向(与前期相比)的潜在变化，从而证明:创造社的确存在一个不同于前期和后期的“洪水”时期。随着“五册”惨案、“三.一八”惨案等事件的爆发，《洪水》以诸多政论、杂文、长诗等文学性的记录方式将此类社会时事予以呈现，这不仅是知识青年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的体现，而且使《洪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导向性的优势日益鲜明，加速了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另外，《洪水》上“感伤”类小说作品的平行共生现象，是创造社文学方向选择的两难与矛盾以及编辑出版多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从小说的主题内涵、小说题材、创作技巧等方面考察，均显示出中期创造社作家文学创作手法及审美倾向的蜕变与突破。 三、《洪水》与左翼话语 《洪水》杂志是创造社由“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变的一个重要见证。本文立足于杂志所提供的原始文本考察《洪水》与左翼革命文学话语的密切关系，以及创造社同人在《洪水》上体现出的寻找新的文学话语权，进而对建构“左翼话语”所做的初步努力。“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落潮后的中国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与1923年的“科玄论战”在社会上建立起的马克思主义舆论基础以及创造社成员自身寻求理性信仰支撑的渴望等几个因素使中期创造社进行“话语权”重建，饭依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话语的事实成为历史的必然。而《洪水》编辑本来无意营造这一局面，却由于杂志上强烈的社会参与和革命参与意识，以及郭沫若等人一系列宣阐共产主义的论文形成的巨大宣传声势，使《洪水》促成了新话语形式的植根。特别是1926年以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纷纷著文，在杂志上形成了重新阐释文学的社会作用、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学说的高潮，这种现象忠实地反映出“洪水”时期创造社和社外作家对左翼意识形态文学观所进行的初步探讨和推动其发展的努力过程。这些文学家们确实将一种尚处于理论探讨阶段却有着巨大诱惑力的知识和前卫话语带进了文坛，他们因此而初步赢得了解构过去和阐释未来的话语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