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减轻刑事处罚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并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犯罪预防意识,建立企业合规管理机制是大势所趋。以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的刑事激励来推动企业合规构建在当下方兴未艾。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是指在检察机关的主导下,对于那些符合相关条件的涉罪企业,在其承诺建立或完善企业合规管理机制的前提下,设置一定时间的考察期,接受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监督,满足相关条件后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制度。合规附条件不起诉以协商治理为政策依据,以激励理论为逻辑起点,对于提升企业自治的积极性,并减少企业犯罪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近几年在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就,各地试点机关陆续出台相关改革文件,不断完善合规不起诉各阶段的适用流程,并积极探索第三方独立监管人的监督模式,为我国试点改革的顺利进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与此同时也显露出了很多局限性,大多数试点机关以相对不起诉作为改革基础。由于相对不起诉本身的制度特性,导致企业合规不起诉的改革呈现出适用范围狭窄,企业责任与相关人员的责任承担模糊等问题。基于此,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明确建立成为必要,以弥补企业合规不起诉在相对不起诉框架下的适用局限,并能够在真正意义上落实合规整改措施,进一步降低企业犯罪率。我国现行法律中的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的建立提供了制度基础,并有国内外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实践经验可供参考,同时检察机关的组织基础也能为制度的构建保驾护航。考察国外的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主要包括以美国为代表的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模式和以英国为代表的司法审查模式。美国的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模式无需法官的实质审查就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适用程序简洁明了,致使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此项制度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但同时也出现了检察机关权力滥用,企业宪法性权利遭受破坏的情况。而英国的司法审查模式需要经过法官严格的审查,检察官的权力能够被严格把控,但由于适用程序较为繁琐,并未提高司法效率的同时还给司法系统带来更大的压力。我国在具体的制度构建过程中,首先应解决模式选择的问题,由于我国在审查起诉阶段的各项制度并未有法院的参与,而且我国在提升司法效率,缓解司法系统压力等方面有着极大的需求,因此应当选择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模式进行制度建设。其次,可以将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大,适用案件条件拓宽,同时明确规定企业与相关责任人分开处理的原则。再次,制度的流程设计也应明确具体,包括程序的启动决定应综合考虑罪行严重程度,认罪认罚情况等因素,协议签订的内容可以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并结合我国司法背景予以确立,同时采用独立监管人模式进行考察监督。最终检察机关应当根据独立监管人对涉案企业作出的考察报告,并会同各方机构组织开展听证会进行审查评估,综合考虑后作出最终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