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当中,有28个民族人口在三十万以下,被界定为人口较少民族,他们多是当地最早的原著民,生产、生活方式古老传统,崇尚与自然和谐共处,对物质需求简单。在国家一体化的趋势下,这些民族多被动地被带入了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一处境使得很多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存在与发展面临许多问题,甚至有着消亡的危险。而在这一民族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的社会政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作为北方人口较少民族典型代表的鄂伦春族正在经历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国家对鄂伦春族所采取的定居、转产等一系列的社会政策给他们带来了社会变迁与文化适应上的一系列问题。时至今日这种现代化的改造已经完成,但文化上的转变还远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政府为改善落后地区的生活状况而设计的社会政策和项目曾经在历史上取得过一些效果,然而长期来看却不甚理想。改造完成之后鄂伦春族的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虽已经转型,但由于缺乏内生性自立机制,而不得不面临被国家养起来的尴尬处境,甚至传统精神文化也在逐步消失。这正是社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与实际立法精神相背离的现象。因此,从社会政策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入手,对鄂伦春族的现代化进程进行反思比照,是从实践中反思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难得机会,也是对人口较少民族现代化思路选择的一种矫正。综合上述考量,本文的研究进路是:借助韦伯的现代化理论和社会政策的理论框架,以民族研究中的“文化生存”作为研究范式,以民族现代化为背景,以社会政策为切入点,以鄂伦春族为研究对象,借助社会评估的相关理论和指标对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社会政策设计与实施进行评价与反思。基于此,本文将现代化分解为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四个现代化”维度,并对社会政策做了界定,即指那些影响公共福利的政府政策和计划,主要包括五大方面:医疗、社会保障、就业、教育和住房政策。同时,在研究中秉持“在决策产生影响力方面,文化是比意识形态更加强烈的概念”这一判断,在探讨社会政策对民族现代化带来的影响时重视考察文化因子在其中的作用。通过对人口较少民族社会政策现实效果的评价,以鄂伦春族聚居地区现代化发展困境为参照,本文对以下命题做出反思和回应: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应该遵循怎样的设计理念才能实现一种被人口较少民族接受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在保护这些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使其焕发新的生机,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政策的设计与实施又应该如何完善。首先,反思国家过往的民族现代化发展战略,其社会政策预设是认为人口较少民族是落后的、原始的,生活是痛苦的、不堪的,因此一定要对其生活方式进行改造,把他们纳入这种早已定义好的发展模式中来,使其跟上现代化的历史脚步。这种简单化的预设使得人口较少民族在忽略文化差异的前提下被“规划”入国家现代化的大盘中,忽视人的感情世界和价值体系的复杂性,更很少思考民族文化的独特性。随着国家现代化发展向综合发展转变,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社会政策实践应该更多的体现出“社会治理”的指导理念。社会政策在按照来自传统或宪法、法规原则进行设计时,除了保证“合法性”,更应注重“正当性”,即能被政策实施对象主观接受的程度。只有让人口较少民族心悦诚服接受的社会政策,才能在实践中获得积极回应和持久支持。另外,处于不同文化形态政策设计者和被设计者彼此的文化价值观是应该彼此承认和尊重的。就人口较少民族而言,社会政策的制定更要尊重其民族文化价值观,不能强制改变,这一理念也有助于人口较少民族更好的发挥其“主体性”。其次,基于对文化因子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对于人口较少民族现代化的深层文化困境做出如下回应:1.民族生态资源支配权和话语权面临双重剥夺。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信仰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牢牢地结合在一起。近年来大型的国有农场、林场、工矿和其他建设项目对自然资源的无条件、无选择性的开发,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将人口较少民族赖以生存和文化繁衍的家园以法律的名义无情的占有。同时现代文明与原住文明的冲突,也催生出新的民族歧视,造成一种生活方式先进者对于较落后者的潜意识比较。随着经济生产方式被动现代化,人口较少民族传统文化在与主流民族汉文化的融合中逐渐丧失话语权,进而反噬其经济现代化进程;2.民族主体决策参与机制缺失。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往往由政府主导,人口较少民族缺乏参与较高层次的决策制定的机会,无法真正调动起来其参与积极性和热情,导致政府的许多社会政策得不到支持理解,甚至引发了误会和矛盾。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落实,在给予少数民族权利和尊重的同时也压缩了那些分散在人口更多的民族中的人口较少民族的权利存在空间;3.民族社群文化维系日渐松散。随着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散落式、混居式的民族聚居方式使得民族之间的交往和通婚增多,再加上人口较少民族的年轻人大都外出务工,很难形成具备一定影响力民族社群,一旦民族失去其文化依托的社群传统和社群信仰,民族稳定和国家安全都将十分危险。最后,完善人口较少民族社会政策,在设计理念上必须坚守文化多元性的发展理念和“因族制宜”的设计理念,在实施过程中坚持分类与梯次协调原则、民族主体参与原则。要实现对民族社会政策的矫正必须要从四个方面入手:1.恢复民族传统生计方式。保有其对环境资源本来的适用权,只有先保障他们的“环境资源权利”,才可能赋予其生存权和发展权;2.尊重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社会政策的制定要以对民族文化权利的尊重为前提,尊重人口较少民族对自己文化的主导权;3.赋予民族主体参与权。要实现一项政策或项目的设计目标,在传承文化的同时带动经济,必须以当地人为主体,关注到社群居民作为文化主体的需求,并建立起一个自发的可持续的文化生产机制;4.恢复民族文化传承的“精神社群”。民族传统文化延续的载体是民族社群和精神信仰,社会政策要鼓励促成有影响力的民族社群的形成,通过定期的社群活动传承民族文化,恢复民族精神信仰。总之,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生存是实现其民族现代化的根本。希望通过研究和思维方式的转变营造全社会对这些族群的文化尊重,通过社会政策的完善,更好的考虑到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生存的需要,为人口较少民族的现代化发展创造更广阔的空间,最终真正实现各民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