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到2011年我国的人口城镇化率已经突破50％，达到51.27%，统计上城镇人口首次多于农村人口。中国城镇化过程所涉及的经济总量和城市建设规模，可以称为是一项波澜壮阔的奇迹。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表示，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尽管我国的城镇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城镇化进程远没有结束，城镇化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土地城镇化速度远远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在2001年-2012年间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4万平方公里增至4.6万平方公里，年均扩张速度达到了6.2%，而同期城镇人口数从4.8亿人增至7.1亿人，年均增长率只有3.6%。在人口城镇化中，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较低，2013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城镇化也呈现出区域不平衡的特点，城市规模分布不均，人口过度向一些大城市集中，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城市病问题频出。反观欧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过程，强势的市场环境是普遍存在的一个共同背景，那些城镇化的先发国家从工业革命开始便进入城镇化过程，实现了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同步提升，是典型的市场主导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但是由于我国户籍制度和土地公有制度的具体国情，决定了我国的城镇化模式是典型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城镇化。政府行为对城镇化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政府行为的理解离不开财政分权理论。“市场维持型联邦主义”认为分权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经济激励和自由，地方政府能够从经济发展中获得好处，更加愿意去推动经济转型和经济改革，在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下，分权激励调动了这些地区“为增长而竞争”。城镇化被地方政府视为可以长期拉动内需的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引擎，地方政府纷纷热衷于推动城镇化的发展。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适应了市场经济要求，实现了从“行政性分权”转为“经济性分权”的根本性变革，对以后中央与地方的政府间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分税制改革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划分税种，中央从地方集中的收入不断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得到了显著提高，1993年还仅为22%，到了2013年已经上升到46.6%。与此同时，绝大部分的财政支出责任仍然由地方政府承担，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出现严重的不匹配。　　本文首先纵向上回顾了中国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财政体制改革和城镇化发展的历程，第一个阶段是计划经济年代的城镇化与财政体制安排，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到1993年的城镇化恢复阶段与财政包干制，第三个阶段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与快速发展的城镇化。横向上对城镇化阶段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模式进行了国际比较，我们使用世界14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含二次项、三次项的多项式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可以拟合为一条S曲线，在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之后，城镇化的拐点将会到来，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减慢。其次，从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分析了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的原因，并构建了相应的理论模型。我们从外部动力地方政府间的地区竞争、内部动力提高地方财政收入的需要、内部压力减少地方财政支出的动机三个方面对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包含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数理模型，经过推导以后得出结论，在现实情况中地方政府会提高人力资本获得户籍的门槛k?>k*，使得用于保障性财政支出的资金更少。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会扩大城市半径，这样越来越多的土地资源可以支持经济发展，而且巨额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更加充裕。然后，从央地财政收入分配关系的视角分析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的根源。本文选取了央地关系中财政收入分配的视角进行分析，首次从初次收入分配----分税、再次收入分配----转移支付这两个方面实证研究其对土地城镇化速度和人口城镇化速度的影响。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划分税种的方式分配收入，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中央政府财力增强。地方政府在痛失重要税源的情况下，为了满足地方的支出需要，开始积极寻求预算外收入，大量征用土地，储存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城市空间。　　本文使用地方政府一般预算内收入绝对值、占财政总收入比重、人均税收收入、税收结构、税收损失、财政自给率的滞后项，采用固定效应的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一般预算内收入绝对值、人均税收收入对土地和人口城镇化的脱节程度是负向影响；税收结构中增值税占比与营业税占比作用相反，前者为正向影响，后者为负向影响；税收损失和财政自给率对土地和人口城镇化的脱节程度都是正向影响。说明分税制以后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集权，直接导致了地方政府对土地城镇化的偏爱，使得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作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二次收入分配，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转移支付。最初为了维护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转移支付主要以税收返还为主要形式。90年代末期对转移支付制度进行了大力度的调整以及完善，并开始真正发挥作用。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在转移支付总量中的比例逐渐增加，弥补了地方政府财政收支间的缺口，增加地方政府财力。针对我国地级市以上的城市样本，本文研究了转移支付占比、不同类型的转移支付对土地和人口城镇化脱节程度的影响，转移支付占比显著降低了脱节程度，并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遏制了了土地城镇化的扩张速度，另一方面增加了人口城镇化速度。在不同类型的转移支付里，税收返还对脱节程度是正向影响，而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作用相反，是负向影响，说明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缓解了这种脱节现象。而在不同地区起主要作用的转移支付项目不同，东部地区税收返还的作用较强，中部地区依靠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则对西部地区帮助最大。探讨了地方政府规模与城市人口规模、城市空间规模之间的关系。我国城市体系的分布和城市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伴随着分税制以后，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和转移支付力度的增加，政府规模也开始逐渐地膨胀。政府规模扩张对城市规模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从正面讲政府规模越大，政府能够掌控的经济资源越多，可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经济建设中来，发挥经济的集聚效应，引起城市规模的扩大。从反面讲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会带来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影响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功能，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甚至会加重企业的税收负担，损害经济效率。政府规模扩大的正面影响相当于对城市发展的“向心力”作用，反面影响则造成了对城市规模的“离心力”作用，研究哪种作用占主导地位需要进行实证研究。使用我国地级市以上的城市面板数据，考察了地方政府规模对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规模的影响，发现政府规模与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规模都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进一步从地区差距上进行了解释。目前我国处于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牢牢把握城镇化蕴含的巨大机遇，准确研判城镇化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妥善应对城镇化面临的风险挑战。现行的公共财政体制适应了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却无法很好地适应城镇化程度更高的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调整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加大以均衡为目的的转移支付力度和实现政府的公共财政职能，以真正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本文的研究对进一步进行财政体制改革，以使其更加有利于城镇化的推进和经济转型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