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安然等舞弊事件的发生,就如何保护投资者利益显得尤为重要,对于任何一个监管体制而言,如何切实保护好投资者利益仍然富有挑战性。尽管我国先后颁布了《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但是市场上诸如财务报表造假、大股东占用公司资产等行为层出不穷,严重损害了广大投资者利益。此外,我国资本市场的兴起时间晚于发达国家,尽管各项法律法规的完备程度在不断提高,但证监会作为证券市场的统一监督管理者,以维护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为己任,这更加显得如何保护投资者利益尤为重要。就如何保护投资者利益,“法与金融”学派强调从法治角度,即通过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以及提高执法水平来保护投资者。然而,由于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发展中国家复制发达国家的法律体系需要一个过程,并且执法水平的相对较低,导致证券市场上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时有发生。因而,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法律外制度视角研究如何提高投资者保护。因而,现有的文献主要沿着两条脉络探究如何保护投资者,一是从法律与证券市场的监管视角考察对投资者的保护;二是从公司内部外治理角度探究如何提高投资者保护。具体而言,首先,最优契约理论认为现代企业制度在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模式下,委托人可以通过设计恰当的契约条款,约束和激励代理人的行为,从而使代理人以最大化股东利益为目标来经营企业。其次,内部控制之所以能够保护投资者主要是通过两条路径:第一,内部控制的设计可以约束管理层和控股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价值,进而实现对投资者的保护;第二,内部控制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性,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间接实现对投资者的保护。再次,媒体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扮演着“第四权利”角色,不仅具有吸引社会群体关注、形成社会规范的优势,还有着介入早且监管成本低的监管长处。尽管当前国内己有大量针对行政执法问题的研究,但绝大部分研究检验行政处罚日附近的市场反应以及带来的经济后果,而证监会的立案调查过程从立案调查开始至行政处罚结束之间持续时间较长,且立案调查更为前瞻,更能保护投资者,却鲜有较为系统全面的文献考察立案调查至处罚结束之间的各个环节。本文以2002-2016年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媒体负面报道对会计监管的影响。具体而言:关于立案调查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检验媒体负面报道对公司是否被立案调查的影响;而针对立案调查后果研究则从立案调查后是否不被结案和立案调查处罚及时性两个维度考察。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首先,检验媒体负面报道对上市公司被立案调查的影响。在具体实证分析时,我们采用媒体负面报道的绝对幅度(取媒体负面报道的自然对数)和异常幅度(媒体预测模型估计出的残差)度量立案调查前的媒体负面报道。从立案调查前的媒体负面报道趋势图来看,相对比立案调查前一年和前半年的媒体负面报道情况,立案调查前的媒体负面报道显著增加,且政策导向媒体1尤为明显。而从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我们主要考察立案调查前窗口期[-70,-10)天的媒体负面报道,在进一步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我们发现媒体负面报道诱发了监管者的介入。在考虑媒体报道主体性质后,发现主要是政策导向媒体发挥积极作用。而依据新闻内容分为质疑公司舞弊新闻与非舞弊新闻时,进一步发现当报道更多与公司舞弊相关的新闻时,公司更容易被立案调查,且主要是政策导向媒体报道的公司舞弊新闻更能诱发行政介入。而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我们采用placebo test方法假定虚拟的立案调查时间,即调整为立案调查前的180天、调整媒体负面报道关键窗口期以及扩大新闻媒体来源后,我们的结论不变。其次,检验媒体负面报道对公司不被结案的影响。由于并没有相关的文件或是明确的信息表明一家公司在被立案调查后多年未被处罚就为不被结案案件,同时我们也不能保证在未来的若干年,因何种原因这些“陈年旧案”被结案。作为一种次优选择,本文将截止至2017年年末未被处罚,且自公司被立案调查日与2017年年末之间的时间距离超过平均调查时间的90%分位数(即1105天)的案件定义为“不被结案”案件,相应的,对于不被结案公司假定的结案日为立案调查后的1105天。同样,本章采用媒体负面报道的绝对幅度和异常幅度度量立案调查后至调查结束期间的月平均媒体负面报道次数。研究结果表明在立案调查后,被媒体负面报道越少的公司,更容易不被结案;在区分媒体性质之后,主要是政策导向媒体在发挥主导作用;而在区分媒体报道内容后发现与舞弊相关新闻报道的越少,公司更可能“不了了之”,且政策导向媒体报道更少舞弊新闻时,公司更可能不被结案。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我们考虑改变“不被结案”的定义,即定义为自公司被立案调查日与2017年年末之间的时间距离超过平均调查时间的95%分位数(=1273天)、99%分位数(=1841天)天还未被结案的案件,我们的结论依旧不变。进一步剔除“机械性”案件2和考虑立案调查前的媒体报道后,我们的结论不变。再次,检验媒体负面报道对立案调查后处罚及时性的影响。本章对“处罚及时性”定义为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开始日至被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即处罚文件落款日)之间的时间间隔。按照分位数将处罚及时性分为四组,即在立案调查后[25,319]、(319,495]、(495,757]和(757,2813]天才被行政处罚。从趋势上看,随着媒体负面报道次数降低,立案调查的时间表现得更长,处罚越不及时。在控制相关的影响因素后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亦表明,在立案调查后,被媒体负面报道越多的公司,处罚越及时,其中被政策导向媒体报道更多负面新闻的公司,处罚的更为及时。此外,在进一步考察媒体报道的内容后,本文发现与舞弊相关的新闻报道越多时,处罚越及时。而与之相关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我们的结论不变。本文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1)本文侧重于分析立案调查的影响因素以及立案调查的结果研究,对立案调查整个过程的考察,有助于打开监管活动的“黑箱”,深化了对行政执法的起因、过程与结果的认识,补充了证券市场会计监管方面的文献。(2)国内现有关于行政执法的文献,主要检验了行政处罚的经济后果,即处罚公告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显然,对于监管者的行政执法而言,处罚公告只是行政执法的末端,而不应该忽略考察整个立案调查时间的始末。然而,鲜有较为系统全面的文献考察整个立案调查时间,而本文以立案调查事件作为考察对象,较为系统性的对立案调查的整个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考察。(3)本文检验了媒体对会计监管的影响,相比已有的研究,本文不仅提供了较为直接的因果关系检验,还从媒体报道的内容视角提供了媒体积极监督治理角色的经验证据。(4)本文的研究发现媒体监督增加了执法机构介入的可能,同时也推动了行政执法的进程,有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因而,补充了媒体治理对投资者保护方面的文献。本文的研究结果还具有以下现实意义:近些年,我国证券市场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上市公司陆续增加,涉案的持续时间较长以及舞弊金额较大等特征导致投资者损失惨重。而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媒体不仅为会计监管者的行动执法提供了线索,还迫使执法机构面临来自社会各界的舆论压力,促使其有效履行职责。因而,在目前法律法规不完备以及证券市场不成熟的现状下,更应重视媒体在证券市场中的监督作用。此外,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探讨证券市场监管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对保护投资者利益,对维护我国资本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