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授犯罪方法罪规制以语言、动作、书面等其他形式,教授他人具体犯罪方法的行为。设立本罪旨在打击向他人传授犯罪方法的犯罪分子,历经三十多年,本罪在惩处传授犯罪方面起到诸多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型犯罪形式不断出现,在实践中产生的各式争议,给本罪的适用造成一定困难。基于此,本文着眼于司法案例争议,立足实践厘清传授犯罪方法罪的适用范围。首先,就传授犯罪方法罪的犯罪构成而言,需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构成本罪。分析案例,一方面界定“传授”内涵,将传授行为的客观表现类型化。另一方面,解释“犯罪方法”,在积极刑事立法主义成为当下态势的背景下,刑法解释层面的态度应当保守而克制。传授的方法应属于刑法规制的犯罪行为方法,先符合形式违法性,后判定行为人传授方法的行为是否具备社会危害性即实质违法性,在判断中性方法即不是单纯用于犯罪的手段方法时,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在犯罪场景下予以传授,是否对他人的犯罪行为起到实质作用。其次,行为符合传授犯罪方法罪的构成要件后,传授行为在实践中较易与共同犯罪的共犯行为混淆。因此,在一行为的前提下,行为人以传授犯罪方法行为参与共同犯罪时,需明确传授犯罪方法行为与共犯行为两者的界限。针对实践争议,从主客观相统一角度对传授行为是否可认定为共犯行为进行判断,符合共犯成立条件的行为人构成想象竞合犯,反之对行为人以传授犯罪方法罪一罪论处。此外,受网络环境影响,共同犯罪理论中意思联络被网络交流方式所冲淡,故而需在共犯成立条件的主观方面,作出特定调整,单向通谋亦可形成“共同故意”。再者,如果行为人构成想象竞合犯,应结合共犯处罚原则予以综合认定行为人的刑罚,同时注重共犯间责任平衡。最后,在数行为背景下,对实践中传授犯罪方法行为与其他犯罪行为形成的吸收、牵连关系进行论讨。其一,采用客观实质伴发关系作为认定吸收关系成立标准。吸收关系类型方面,刑法明文规定组织、领导行为构成独立的犯罪时,行为人实施的组织、领导主行为可吸收传授犯罪方法从行为;其他犯罪实行行为与传授犯罪方法的预备行为无法形成吸收关系要求的实质伴发关系,因而在实践中不成立此种类型的吸收关系,对行为人实行数罪并罚。其二,判断传授犯罪方法行为与其他犯罪行为能否形成“手段—目的”类型的牵连关系,需采取主客观相统一标准。具体而言,客观上数行为存在类型化、通常化关系,并且行为人主观上需具备牵连意图。同时,在适用牵连关系时,应严格根据其成立条件进行适用,实践中扩大牵连关系范围的做法不可取。简而言之,认定传授犯罪方法罪的适用范围时,从构成要件符合性、一行为、数行为按序进行判断,完整圈定本罪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