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部门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高储蓄现象。中国高储蓄最重要的特征事实之一，是近年来居民储蓄率、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都处于较高水平，这有别于其他东亚高储蓄国家。由于各部门储蓄率的成因和形成机制是不同的，因此有必要采用部门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高储蓄问题。　　文章结构基本遵循提出问题—文献综述—理论分析—统计检验—政策建议的学术规范。首先通过历史回顾和国际比较总结出中国高储蓄的若干特征事实:中国国民储蓄率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都处于很高水平;近年来中国的居民、政府和企业三部门储蓄率都处于较高水平;2000年以来国民储蓄率的增长主要归因于企业储蓄的迅速增长。　　其次对消费理论的演变进行综述，包括绝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持久性收入假说，以及当前处于主流地位的理性预期持久性收入假说等。当前消费理论的最大问题是非线性的代表性主体消费函数难以加总为总体消费函数。修正后的理性预期持久性收入模型是贯穿本文的理论基础。　　再次，分别对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的成因进行剖析。修正后的理性预期持久性收入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居民高储蓄，动因包括谨慎性储蓄动机、流动性约束、人口年龄结构、长期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城市化比率等;中国政府高储蓄的主要原因是公共产品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过低，其根源在于1994年的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中国企业储蓄高企的原因包括近年来企业利润普遍上升、企业利润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较高，以及各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很少分红或发放现金股利。　　第四，集中对中国部门储蓄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检验。居民储蓄和政府储蓄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这意味着“李嘉图等价”在中国并不成立;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这意味着居民不能“刺破企业面纱”。更准确的解释是，当前对居民而言并不存在“企业面纱”;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这是由于国有企业从1994年起不再向政府分红，因此对政府而言也不存在“企业面纱”。部门储蓄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这是中国国民储蓄率在全球处于很高水平的重要原因。　　第五，通过将政府支出纳入居民效用函数，将政府预算约束和企业股利纳入居民预算约束，以及利用一个不变绝对风险规避的效用函数，推导出中国居民个体消费函数;通过一系列简化现实的假设，从个体消费函数推导出总体消费函数，在加总问题上取得一定进展;运用中国经验数据对居民消费函数进行统计检验，结果表明该函数对中国居民消费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最后，对如何降低中国高储蓄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储蓄率高低其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储蓄形成机制是否扭曲、储蓄投资转化渠道是否市场化和透明。政策建议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如何降低各部门储蓄率;第二类是如何打通各部门储蓄率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