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国际生产分工的重要内容以来,国际生产分工不断细化,各生产环节更加注重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低成本的资源配置,随之而来的是中间产品反复多次的跨国界流动。传统的总值贸易核算方法将中间产品的每一次跨国流动都计算在内,导致了对中间产品的重复计算,夸大了实际贸易规模。此外,总值贸易核算方法无法对中间产品的增加值进行归属界定,也无法对各个国家的实际贸易利得与其在价值链中的地位进行测算。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从增加值出口的视角计算贸易流量,有助于明确各国所获得的真实贸易利益,避免贸易流量的重复计算。作为欧盟中与中国经贸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德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历来受到广泛关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德经贸规模体量不断扩大,合作范围愈加广泛,合作深度日益增加,但同时中德经贸关系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在当今国际竞争愈发激烈、中美贸易关系走势不明朗的现实下,稳定中德关系,对加强中欧的经贸合作,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切入,研究中国对德增加值出口的实际规模、产业结构及实现形式,分析中国在增加值层面对德出口存在的问题,为推动中德经贸关系发展、促进中国产业融入更深层次的价值链分工环节、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提出有价值的政策建议。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借鉴和吸收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本原理和核算方法,利用总贸易核算法对2001-2014年间的中国对德总出口进行分解,测算了在增加值口径下的实际出口规模,对中国对德出口中包含的增加值来源进行了国别分析,从产业层面就中国对德增加值出口的产业构成、贸易收益以及出口形式进行了研究,并运用对比分析法将中国对德出口与德国对华出口作比较。最后建立相关实证模型对中国对德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据此提出推动中国对德增加值出口的政策建议。在对中国对德增加值出口的分解研究中发现:第一,在增加值口径下中国对德的出口规模明显下降,且德国仍然对中国获得纯贸易收益,德国对中国的比较优势仍然明显;第二,对总贸易额进行分解后,中国对德出口中国内增加值的占比最大,除来自本国的增加值外,中国对德国出口中来自东亚国家或地区的增加值占比最大,而德国对华出口中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增加值占比最大,两国都在区域价值链内进行深层次的分工合作;第三,产业结构上中国对德以制造业出口为主,较德国而言出口的产业结构更为低级,获得贸易利益的产业主要集中在初级产品与资源产品部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业。第四章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在产业层面,规模经济因素等因素对中国对德增加值出口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对外开放程度在本文的实证中对促进对德增加值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而资本投入强度和增加值出口呈现较小但显著的负向关系。进一步从产业异质性层面进行检验,发现研发投入、垂直专业化水平等因素对制造业与非制造业增加值出口均产生了正向影响,并且对非制造业增加值出口的影响更大;规模经济对制造业出口增加值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对非制造业的影响则显著为负;对外开放程度对制造业增加值出口有较小的正向作用,对非制造业的影响并不显著;资本投入强度对制造业增加值出口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对非制造业增加值出口则产生了促进作用。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提升中国对德增加值出口的政策建议: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产业获利能力;推动贸易自由化,重视中间产品生产环节;引进发达国际外资与增加研发投入并举,掌握高端技术能力;重视服务业增加值出口,改善产业结构;以“一带一路”为契机,促进中德经贸关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