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教育家、政论家、新闻工作者，在风雨如磐的时代里批判现实，提倡西学，倡导改革，为中国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王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居住在“西化”较深的上海和香港，又曾旅居欧日，独特的人生经历和赤诚的爱国热情，使他始终站在中外文化交流与冲突的前沿，矢志不移地提倡西学，形成了深刻的近代观。王韬近代观的形成顺应了时代进步的潮流：鸦片战争惨败后，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和文化挑战。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迫在眉睫，一批仁人志士在社会思潮上鼓吹论战，先是主张“通经致用”，后又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社会实践上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工业，大力开办洋务。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人更加广泛地接触到外国先进的文明，并逐步改变着自己的近代观。如同不断变化的晚清社会，王韬近代观的形成也有一个过程。自墨海书馆工作之后，其近代观的演变经历了对西方文明的怀疑与抵捂、认可与接受、实施与推崇等几个阶段。王韬近代观的内容丰富，深刻影响了洋务派与维新派，对维新变法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对晚清社会变革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当时的军事改革起到了理论指导的作用;对学习西方科技和开展现代工业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对中国近代教育具有先驱意义。此外，王韬提出的人才救国主张，也为国家筹备人才提供了借鉴。诚然，受客观条件的制约，王韬近代观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认为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源于中国古代;西方只是在“器”的层面领先于中国，中西文化发展的最终结果将是全世界在儒家文化的统摄下走向大同。尽管如此，由于王韬较早接触并较多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他的转变符合时代进步的发展路径，他的近代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当时已属卓尔不群，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