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收费是近年来我国媒体讨论的热点，并且几乎没有例外地认为收费过高，但高等教育仍然供不应求，这一现象不仅违背了经济学原理，也违背了一般的常识。本文即在这一背景下，从高等教育的需求与供给入手研究这一问题。 高等教育的收费上涨是引起公众误解的重要原因，所以，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在分析我国高等教育供求缺口的基础上，讨论公共支出支付能力及公平与效率状况，为加大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力度建立扎实的理论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公众的理解，从而消除民怨，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一个和谐、宽松和可持续的发展环境。 传统理论将公共资金补贴高等教育的理由归于高等教育具有正外部性，原因是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或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导致市场的最优数量低于社会最优数量，从而造成效率净损失；同时，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补贴会降低学费，有利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入学。本文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后，认为除极少数学校与专业外，高等教育的正外部性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大，因此政府基于正外部性对高等教育补贴的理由并不充分；并且，补贴并不会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利，反而会导致收入分配的更加不公平。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是：相对于私人支付意愿与支付能力来说，目前学费并不高；大部分高等教育产品表现出强烈的私人产品特性，以公共资金为主要来源及单一的价格限制的供给模式将会在已有供求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供需缺口、引导对高等教育的非理性需求、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并导致巨大的效率净损失；这一矛盾化解的方式是转向非公共资金的筹资方向，加大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力度；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学费)标准的确定取决于高等教育的供求关系、消费者的支付能力与意愿以及各方争论力量的权衡，与成本和正外部性并无必然联系；高等教育已经并将进一步市场化，但由于高等教育生产周期长、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存在，应该加强政府的管制。 在研究方法上：因为本文的选题属于争议非常大的内容范畴，与目前国内媒体的主要看法有一定的差距，这在增加作者压力的同时也使作者清醒认识到必须要有充分的证据才能立论。所以，本文首先要注意的是以实证分析为主要手段，充分挖掘作者所能取得的权威和最有说服力的原始数据(如问卷调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及世界银行(The World：Bank)等官方数据)，以此支撑本文的观点。其次，从技术手段上，本文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微观与宏观影响因素、需求的价格弹性、需求的收入弹性等进行估计，并利用二值响应模型对各种因素对选择高等教育的决策影响进行了预测，这些实证结论构成了本文论点的强烈支撑。此外，从全文的总体思路上，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供求框架，用以分析高等教育不同筹资政策的公平与效率状况，从而为化解我国高等教育供求矛盾的出路的提出显得合乎逻辑和顺理成章。作者认为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一些新思路： 一是在问卷调查的对象方面进行了创新。作者组织人员对浙江杭州、宁波、温州等11个地市同时进行了问卷调查，与已有同样进行的只针对大学生群体的问卷调查的文献不同的是，本次问卷针对大学生、中学生与学生家长分别设计了问卷，并在分析时以家长卷为主。这样处理的成本显然要高于仅对大学生进行调查，但家长相对于学生来说更为理性，对收入与价格的感受的真实程度也要高于学生，同时，家长卷的随机性也要比学生卷更强一些，结论更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二是提出了新的高等教育合理需求标准。有大量文献对我国高等教育需求进行了预测，但与现实的出入很大。本文考虑国际截面数据，抽象了每一个国家具体的政体、文化、技术状态与不同时间国际环境的影响，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每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衡量“同等层次”国家的指标，区分并选取大国样本建立了高等教育需求模型，得到的结果比已有文献好。 三是按必要成本思路估算高等教育成本。由于高校的性质与制度原因，采用现实成本法测算高校成本不同学校之间差距极大。本文以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及其它部门文件对高校经费支出的约束条件为主要依据估算高等教育的“必要成本”，以此作为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经费支持的承受能力与成本的分担的测算的基础。这一思路目前未见有同类成果。 本文研究的基本路径是： 首先从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来考察高等教育的需求： 微观需求考察手段是问卷调查。本文分别取得有效家长卷1473份、大学生卷1320份和中学生卷1496份，结论是：高等教育的需求非常旺盛，只有不到3％的人不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目前高等教育学费并不高，人们的承受能力与支付意愿远远超过目前的学费标准；在学费20000元以下时弹性只有0.063，说明国内的普通高等教育需求基本不受学费的影响；家庭年收入提高会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高等教育是正常商品但不是奢侈品，收入弹性大于0但远不到1。 宏观需求考察角度是国际截面数据。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每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衡量合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同等层次”的指标，并区分了大国与小国建立模型。结论是：我国高等教育需求长期大于供给，近年略有缓解，但缺口仍然存在；供求矛盾的缓解在时间上与高等教育的收费制度改革完全同步；高等教育的继续扩招仍然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主基调。 其次是讨论高等教育办学成本。之所以要讨论办学成本问题，是因为办学成本与经费的来源直接决定了高等教育的供给，只有对办学成本有一个基本的估计，才能通过对目前高等教育收入来源的分析得出我国高等教育的有效供给数量，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化解供求矛盾的方案。在讨论成本时对高等教育成本核算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尝试按估算“必要成本”。从逻辑上看，当收入不足以满足高等教育的最低成本时，必然导致高等教育的供给不足。这一章分析的结论是：全国生均支出的概念提供的信息很模糊，生均成本的概念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本文尝试估算的语文、财经、政法院校生均“必要成本”大致在11000元到14500元之间，这一必要成本为恰当估计政府的对高等教育的供给能力提供了一个依据。 根据需求与供给的分析结论，本文建立并展示了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矛盾，估算了供求缺口的具体数据，结论是：我国高等教育多年来一直存在巨大缺口，尽管在逐步缩小，但仍然存在。高等教育市场存在效率损失，原因是政府支持的能力不够但同时对高等教育限价。 以此为基础，本文分析了政府对高等教育补贴的公平与效率状况，结论是：财政性教育经费对高等教育补贴既不公平也缺乏效率，所以，化解高等教育供求矛盾的出路不是公共资金，而应寻求公共资金以外的来源。本文提出化解高等教育供求矛盾的方式是转向非公共资金的筹资方向，即加大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力度。为确保这一政策能够在政治上通过，必须完善高等教育助学体系，确保每位在校大学生不致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去求学机会。最后，本文对高等教育的市场化进行了展望。高等教育已经并将进一步市场化，但由于高等教育生产周期长、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存在，应该加强政府的管制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