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末期，西方国家在凯恩斯主义破灭、全球化进程深化、后现代主义生产方式兴起的宏观背景下，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而复杂制度变革、突破或创新，从而进入经济社会“体制转型期”(Institution Transformation)(Mossberger，2001)。宏观转型投射到城市层面，带来城市竞争的广泛加剧与政府治理的结构性变革。“城市营销”作为“吸引外部发展资源、应对城市危机和增强城市竞争力的有效手段”，被具有强烈发展动机的企业家型政府(Tim Hall and PhilHubbar，1998)广泛采用。　　以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国与西方国家几乎同时迎来了全面的社会政治经济转型。虽然同处于全球化时代，并具有诸多类似表征，但中国的转型并不是西方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内的调整，以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为基础，具有渐进性和二元性的特征。　　在此背景下，城市营销是当代中国增长型城市政府惯用的经济促进手段。但由于官员考核制度、机构效率、公私权力分配等多方面原因，许多城市的营销实践最终演变为短期逐利行为，甚至对城市造成了长期性的负面影响。　　本文引入“尺度”和“空间”视角，通过营销与二者关系的逻辑演绎，提出了内生型营销演化路径理论，作为解决营销外部性和短期性问题理论框架。文中将内生型营销路径分解为1）地域化品牌识别的构建、2）城市品牌推广与城市认知度跃迁、3）营销领域尺度与空间的良性循环、4）非营销领域尺度与空间的良性循环等四个过程，并提出跨地域经济网络中地方性资源对外部资源的支配优势、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的交换与交流、以及城市尺度跃迁中的综合管治度跃迁，都是城市难以为外界快速取代的竞争优势，是为城市内生型增长动力。　　实证部分，本文选取江苏省盱眙县“龙虾”营销的案例对上述理论进行检验，显示:(1)盱眙选择“盱眙龙虾”作为营销主导品牌具有地域化品牌的特点。(2)盱眙通过周期性节庆活动、广告宣传等促销手段，成功实现了城市认知度的跃迁。(3)盱眙利用认知度优势，建立起以盱眙为枢纽的跨地域龙虾经济网络，实现了龙虾产业集聚度的跃迁，带动了地区内龙虾产业流动空间的发展;同时，地方政府与企业组成的团体法人组织“龙虾协会”强化了对使用“盱眙龙虾”品牌的外地企业的管理、保护与监督，表现出管治度跃迁特征;而龙虾产业的发展及管治能力的提升，为2011年的龙虾节庆活动供了资金和组织保障，提高了“盱眙龙虾”的品牌价值与认知度水平。因此，盱眙城市营销实现了营销领域内尺度与空间的良性循环。但是，由于营销带来的认知度提升对城市创业投资的促进作用有限，城市流动空间支持地方发展的造血能力不足等原因，营销绩效向其他领域渗透有限，尺度与空间的循环并未扩展到非营销领域。　　文章将盱营销策略总结为:1）产品策略的“地域化”、“流通性”与“品牌化”;2）主体策略的“多尺度”与“公私合作”;3）促销与渠道策略的普遍性与针对性并重等三方面。　　通过以上理论演绎和实证分析，本文尝试在两方面进行创新。其一，分析视角创新;以“尺度”和“空间”为分析工具，分别从“网络强化”与“地域发展”两个角度演绎了营销作用于城市发展四个阶段的过程、机制，明晰了“内生型城市营销”的要素特征，深化了“内生型城市营销”的理论。其二，分析手段创新;结合“尺度跃迁”的核心理念与营销活动分析的实际需求，提出“认知度跃迁”概念，并以网络数据予以实证。本文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中国当代转型语境与城市营销热潮。由社会经济宏观转型和城市管治转型入手，交代当下中国城市营销热潮兴起的环境诱因，以及在此环境中中国城市营销活动的结构性问题。并总结前人对“内生型营销”营销的基本认识，寻找现有理论不足。　　第二章，尺度与空间——内生型城市营销理论扩展的两种维度。引入“尺度”和“空间”视角，对“尺度跃迁”和“空间重构”进行概念总结、类型划分，初步探讨两者与城市营销的互动关系;并确定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第三章，尺度跃迁与空间重构——内生型城市营销的理论演绎。从“尺度”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内生型城市营销四个阶段的演化历程，及其具体的内涵特征，构建内生型营销的逻辑框架。　　第四章，盱眙城市营销实践解析。基于城市营销的策略组合对盱眙城市营销的特征进行分解，为尺度与空间实证分析提供素材。　　第五章，营销推动的盱眙城市尺度跃迁。基于内生型营销的理论框架，从“认知度”、“集聚度”和“管治度”三个方面对盱眙城市尺度跃迁进行检验，并探讨城市营销活动对尺度跃迁的影响。　　第六章，营销影响下的盱眙空间重构及其与尺度跃迁的关系。从城市空间结构角度对盱眙空间重构过程开展实证研究，并总结过程背后与城市营销及尺度跃迁的作用关系。　　第七章，结论与讨论。从内生型营销路径的理论构建、盱眙案例对理论的检验与修正、盱眙城市营销策略总结等三个方面提出本文的主要结论。阐明文章的创新点和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