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标志,是伴随工业发展,农业逐渐非农化、农村人口集聚变为城市人口的自然历史过程。资源环境则是提供给人类最基本资源物质和生存环境的有机载体。二者作为人地系统中的重要组分,城镇化的推进对自然系统的扰动与资源环境承受的压力密切相关。近年来,一系列环境问题暴露出人地关系发展中的不协调发展。四川省作为中国人口、资源和经济大省,探明四川省县域尺度的城镇化水平与资源环境压力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各省份中具有典型意义。本文从土地利用视角出发,基于国家主体功能区划战略部署,探索四川省县域内城镇化水平和资源环境压力之间的空间耦合关系,通过二者空间耦合路径判断其是否满足主体功能区划的功能定位,对四川省今后城镇化的推进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探明四川省县域内城镇化水平和资源环境压力的空间耦合趋势,本文以四川省183个区(市)县为研究样本,基于2005、2010、2015年四川省县域内社会经济数据和土地利用数据,利用ArcGIS、GeoDa、EViews、SPSS等技术软件平台,通过构建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生态足迹和碳足迹模型,测算出四川省县域内城镇化水平和综合资源环境压力水平,采用空间耦合探索性分析探索出二者之间的空间耦合特征并基于3个时间节点内其空间耦合演化路径进行分区,最后再采用双变量空间相关性分析探索出二者在空间计量上的关系,并针对未来各县协调城镇化和资源环境压力之间矛盾提出对策建议。主要结论如下:(1)城镇化水平整体稳步提升,空间集聚特征日趋显著。四川省各县(市、区)在2005、2010、2015年3个研究时间段内,城镇化水平逐次提升,其中2005-2010年四川省县域内城镇化水平呈现出“低水平-高速度”发展,2010-2015年间四川省城镇化水平整体呈现“较高水平-较低速度”发展,第二时间段城镇化水平发展速度略低于第一个时间段。从空间维度来说,不同等级城镇化水平的区县分布集中效应逐渐显现,圈层结构、团面结构逐渐显著,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逐渐增强。高等城镇化水平的区(市、县)多集中分布于成都平原、川南安宁河流域以及川东北地区,多划分在城镇开发区内,低城镇化水平的县(市、区)多分布于川西高原及川中部地区,多位于重点生态功能区内。(2)资源环境压力整体处于较低水平,但呈现缓慢上升态势。从四川省层面来说,2005年四川省整体呈现出较低资源环境压力水平特征。2010年四川省压力整体表现为以低压力水平为主,但资源环境压力较2005年略微提升。2015年四川省低压力水平的县(市、区)占比43.72%,高资源环境压力水平的县(市、区)占比12.57%,较2005年提升8.2%。两个时间段内,资源环境压力均呈低速提升状态。空间分布上,高资源环境压力县(市、区)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以东区域,且呈现出团状扩张趋势,集聚效应显著。高资源环境压力县(市、区)主要分布在城镇开发区和部分农产品主产区;低资源环境压力的县(市、区)主要分布在川西高原、川南地区和川北丘陵地区。(3)城镇化与资源环境压力空间耦合路径演化分区可分为6种类型。其中城镇开发区内6种演化分区类型同时存在,高水平高压力持续区Ⅰ的县(市、区)共21个,高水平高压力持续区Ⅱ的县(市、区)共25个,高水平低压力协调区Ⅰ的县(市、区)共13个,高水平低压力协调区Ⅱ的县(市、区)共9个,低水平高压力预警区的县(市、区)共7个,低水平低压力徘徊区的县(市、区)共16个;农产品主产区内共有5种分区类型,其中高水平高压力持续区Ⅱ共有5个,高水平低压力协调区Ⅰ共有4个,高水平低压力协调区Ⅱ共有4个,低水平高压力预警区的县(市、区)共有1个,低水平低压力徘徊区共有21个;重点生态功能区内共有4种分区类型,其中高水平高压力持续区Ⅱ共有2个,高水平低压力协调区Ⅰ共有4个县(市、区),高水平低压力协调区Ⅱ共有4个,低水平低压力徘徊区47个。(4)政策建议。四川省应继续打造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共同发展的局面,全省依据主体功能区划,将“三线一单”贯穿落实到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对于城镇开发区,应实现新型城镇化的转型,分流大型工业企业,注重人民生活环境的提升,引领其他地区经济均衡发展。对于农产品主产区,应稳步推进城镇化,因地制宜发展绿色农产品之路,保障全省农产品供应和粮食安全。对于重点生态功能区,应秉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原则,为长江大保护战略的实施迈出关键一步。